曾德昭是个天主教耶稣会神父，葡萄牙人。1613年到达中国南京，1636年返回欧洲，他在中国住了23年，跨越了万历，天启，崇祯三个明朝年代。
他在中国这段时间完成了一本书《大中国志》，记录在中国的所见所闻。那么，在这个葡萄牙人眼中的中国是什么样子呢?是否如某些人所想象的那样，在明朝政府极端黑暗腐败的高压统治下，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极端痛苦之中呢?
曾德昭笔下的明朝依然是相当的富裕繁荣，在各方面都令人赞叹。如果把他笔下的明朝中国和1793年英国使者马嘠尔尼笔下的清朝中国作一个对比，我们可以发现明朝中国居然远比那个所谓康乾盛世的清朝富裕文明得多，各方面也优越得多。
马嘠尔尼记载下的中国南方港湾是那样的令人厌恶丑陋，而曾德昭却是这样写的：“我曾在一个港湾停留8天……一个砂漏时辰过去，仅仅数数往上航行的船，就有三百艘!那么多的船都满载货物，便利旅客，简直是奇迹。船只都有顶篷，保持清洁。有的船饰以图画，看来是作为游乐之用的，不是运货的。”
曾德昭在《大中国志》中还写道：“这个国家的财富值得称羡，除盛产各种谷物以及一切生活所需东西以外，他们还把所有东方最好最贵重的商品售卖给外国人。”
关于商品贸易繁荣是这样说的：“中国大部分最好的商品都由广州运往各地，它是中国最开放和自由的交易地点。且不说其他国人运走的各种货物，仅由葡萄牙人运往印度、日本和马尼拉的货物，每年约有5300箱各颜丝绸，如真丝，天鹅绒花缎和缎子、半花缎等，还有2200块每块重12盎司的金锭。此外的货物还有瓷盘、镀金器皿、糖、中国木、麝香……即使长篇开列也不能尽举其名。”
对于中国人的日常生活衣食住行，曾德昭写道：“各地都不乏长寿和愉快的人，可以看见许多精力旺盛和健壮的老人。他们的住房因设计良好而便于住宿，整洁舒适。他们种植许多蔬莱以供常年食用。他们在各地，即使小村镇，都有充足的肉食，全年最常食的是猪肉，牛肉去骨售卖，他们的鹿肉很少，也不怎么爱吃它。中国人特别喜欢花，他们有非常美丽，但不同于我们的花。我们有的，他们也有，他们在园子里种植全年四季的花。”
明朝时中国人口已超过一亿，有些说法是有两亿人。葡萄牙小国寡民，曾德昭从没见过如此多的人，让他感到很震惊：“中国人是如此之多，我在那里生活了22年，离开时和刚到时一样，拥挤的人群令人惊叹。情况确是这样，决非夸张，不仅乡镇及公共场所(有的地方，如不用力推挤甚至无法通行)，甚至在大道上，也汇集了大群的人，很像欧洲通常过大节或群众集会。”
关于中国人的民族性，曾德昭也有深刻中肯的描述。他觉得中国人缺乏创意，但却是技巧高超的工匠。他说：“中国人是很有才能的工匠，虽然他们很少发明，却能卓越地模彷他们发现的新事物”。
又说：“他们留心利用一切东西，不丢掉看来无用之物。而中国人看见来自欧洲的产品，即使并不精巧，仍然发出一声赞叹，这种谦逊态度真值得称羡。”
曾德昭对中国人做生意奸滑多有批判：“中国人天生好经商，不仅从一省到另一省做买卖，获得大利，甚至也在同一城市做生意。富有的商人信用良好，很守时，但他们做生意的方式，非常会耍手腕和奸滑，超过世上其他地方所能见到的。”
他举了一个例子说：“由于人民的本性，还有整个民族的民族性，无论买者还是卖者，都偏向于欺骗，他们经常施用惊人的手段。他们会取出鹧鸪的胸肉,，把别的东西填进去，再把开口取肉之处缝上，这一切都做的十分巧妙。在真正的烟熏腊肉中，他们加进木头制的什么东西，十分相似，可轻易欺骗眼见的人，把假当真。喂肥老马当壮马卖也是寻常的事。尤有甚者，给马涂上漂亮斑点，做得好像天生，还择时机，赶在天色黄昏，光线暗淡时售卖，使人难以发现这种诈骗。由于这类诈骗巧妙，即使一个有经验的澳门人，也难于识别。”
不过曾德昭又觉得中国人很重视道德“温良多礼、谦逊、喜交谈”。他尤其推崇中国人的孝道“确实在中国没有比孝敬父母更值得基督徒模彷的了。遗憾的是，他们唯一缺乏的是信仰的基础。
曾徳昭对中国的取士制度也作了相当详细地描述，他把秀才说成“学士”，进士成成“硕士”，举人说成是“博士”。他还一语中的地讲出中国人重视读书的原因：“因为学位和职位带来的名利，都取决于这些考试，它也是人们全力注视的唯一目标。一句话，如果有名利二者相结合的事，那么肯定就是这个。”
他准确地分析中国人的学术观，他知道天、地、人三才，也看出中国的儒家学说把重心放在人，即伦理。他也描述中国的科学艺术，提到音乐的五律、诗词的格式、度量衡、天文学、修辞学、算术等等。
从一个外国人旁观者的眼中，我们大概可以更深入理解明朝时的中国是什么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