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851年江宁之乱到1864年攻破天京，太平天国战乱持续了十四年。有学者估算，这十四年中清政府为平定太平天国花费了二亿五千万两白银。对于当时的清廷来说，这无异于一笔天文数字。咸丰皇帝要是提前知道会花这么多钱，恐怕会被当场吓死。
清朝祖制：“国家出入有经，用度有制”，说的是清朝岁入由田赋、盐课、关税和杂赋四项，岁出由皇室花销、百官俸禄、养兵军饷和工程款四项构成。岁入岁出中又以田赋和军饷为大。天下田有总数，赋有定额，量入为出，财用不竭。理论上说清朝施行的财政制度对一个小农经济为主的国家来说是完美的。
但是这种刚性的财政制度一旦遇到突发事件就会显得弹性不足。清廷管得了皇室开支，管得了百官俸禄，管不了英国人的舰炮和农民的镰刀，一旦遇到战争，清廷就必须花掉国库中积攒的老本，花光老本之后唯有另辟蹊径扩展财源。
上图_ 外国人眼中的太平天国
在1850年，也就是江宁之乱的前一年，因为鸦片战争的影响，清朝的国库已经因濒临亏空，存银只剩下区区187万两。面对突如其来的太平天国之乱，清廷手握的187万两白银连打个水漂都不够。
清朝除了“出入有经，用度有制”的祖制外，还有一个应付突发财政支出的惯例，就是利用卖官、加税、劝捐、截流官员俸禄来筹款。但是这几种手段无异于杀鸡取卵，筹来的款项也根本不够应付巨额军费。
1853年，太平天国攻占南京。南京是长江以南的政治、经济中心，清朝一半以上的赋税来自江南，掌握了南京就等于断了清朝财政的臂膀。为了支付巨额军费，咸丰皇帝甚至熔铸了乾隆留下的几口金钟。
上图_ 太平天国首邑南京天王府
明末农民起义的根源就在竭泽而渔的财税政策，战争就要筹饷，筹饷又引发战争，这是一个死循环。此时大清眼看就要步入陷阱，但令人惊讶，随着战争的进行，清朝同太平天国作战的主力，湘军，不但粮饷充足，还花巨资装备了西洋火器。大清财政非但没有被战争压垮，反而是越打越富。
实际上，越打越富的是同太平天国作战的前线部队，至于后方的清廷，还是一如既往的困苦，咸丰皇帝把乾隆留下的传家宝变卖了之后一直没有太大进项，可以说是前方紧吃，后方吃紧。
上图_ 咸丰皇帝，1860年10月13日《伦敦新闻画报》
太平天国祸乱伊始，咸丰皇帝就发现自己不光没钱，还没兵。虽然手下有嫡系八旗军和杂牌绿营兵，但是经过百年盛世的“磨练”，这些兵勇已经失去了作战能力，面对太平天国的时候不战自溃。为了组建一支能打胜仗的部队，清廷开始允许地方组建团练。曾国藩以湖南为基地组建的湘军就是其中最为出色的一支队伍。
团练同八旗军和绿营兵最大的不同就是其军饷制度。八旗军和绿营兵都是正经的国家军队，军饷由国家拨款，而地方团练军饷却全凭自筹，无论是招人还是发饷，国家一概不管，只要能帮大清朝打太平天国就行。打赢了加官晋爵，打输了自生自灭，至于军饷是偷是抢，全凭能力。
但是湘军毕竟不是土匪，想要维持军队正常运转必须有持续而且充足的资金来源。好在咸丰皇帝赋予地方官组建军队的权力后也部分让渡了部分地方财权，咸丰皇帝在关于筹办团练的上谕中说：“一切经费由绅民量力筹办，不得假手吏役”，咸丰用字简练，量力二字意味颇深。若团练头目是乡绅，自然只能于一村一乡劝捐，若团练头目是地方要员，筹款范围自然扩大到一省乃至数省，手段也从挪用赋税到摊派军饷不一而足。“出入有经，用度有制”的咒语我不念了，你们爱咋整咋整吧!
上图_ 太平军与清军交战图
虽然清朝以小农经济为主，但是随着生产力的缓慢提高，商品经济也日趋发达。商业活动在社会中的影响日益加大，征收商业税的土壤越来越肥沃。
允许地方开拓财源，这一点在当时不被理解，但是从这之后，地方官的工作确实主动多了。第一个发现新大陆的是刑部侍郎雷以諴，1853年驻军扬州之后，雷以諴在幕僚建议下向商贩设卡抽成，税额初定一厘(百分之一)，故称厘金。厘金分板厘和活厘，板厘的征收对象是店铺，收取月营业额的百分之一或固定金额，也叫坐厘。活厘的征收对象是商贩，通过道路设卡收取，或按货物价值或按商贩人头，又叫行厘。
有了厘金助力，雷以諴的军费吃不完花不尽，于是他在奏摺中向咸丰皇帝分享了这种新颖的财政工具。通过咸丰皇帝中介，各处地方官都开始向商人征收厘金。
上图_ 清朝天顺祥银锭
1853年到1864年，可统计的厘金年收入在一千万两白银以上，十一年就是一亿一千万两，这还没包括不可考证的大头，盐、茶厘金。说是厘金独木支撑着大清朝这十一年的军费也不为过。而此时的清廷因为丢失了江南富地，岁入也仅在一千万两左右。可以肯定的，此时的厘金收入已经超过田赋成为财政收入的主力。
大清朝是一个集权国家，集权最重要的手段和目的就是财政由中央统筹。但是对咸丰皇帝来说，厘金就像一个巨大的黑洞，既看不到收入多少，也看不到支出多少。地方官在奏摺中不断强调厘金收入仅够军费支出，未曾有盈余;还说官府胥吏在征收、播划厘金过程中中饱私囊，希望另起一套管理厘金的班子，直接为自己手下部队服务。
思维古板的咸丰皇帝看不到厘金的巨大威力，受制于当时的战争状况，清廷也没能力将厘金划归中央统一调拨。虽然前方军费日日见涨，但是中央收入依然徘徊不前，造成了前方紧吃、后方吃紧的反常状态。
上图_ 白河县厘金局
厘金设立伊始就不断有人上报重复设卡征税、税额不定、税额过高的情况。1864年太平天国平定之后，清廷着手整顿厘金乱象。在调查中清廷自然而然的发现了厘金带来的巨额收入，厘金全凭地方支配的局面就此结束。前方紧吃、后方吃紧的财政状况得以改观。
对于厘金的性质，普遍的观点认为这是一种商业税。但是也有人从厘金的特定用途(军费)和特定收费人群(商贩)着眼，认为厘金是一种政府收费。
按照税收固定、收费灵活;税收群体普遍、收费人群特定;税收用途广泛、收费用途单一的现代观点，我们不妨把厘金分为前后两段：1864年以前厘金作为军饷来源，是一种收费;1864年之后到清末，厘金作为中央和地方共享的财政补充，是税收。
上图_ 民国七年云南厘金照票
虽然厘金为清政府开辟了新的财源，但是厘金也有无法克服的先天缺陷，直到清朝覆亡，厘金的税额和征收方式都没能实现全国统一。
由于缺少现代的会计体制，厘金收入对中央来说依然是一个黑洞，地方到底收了多少钱、还能从厘金获得多少收入，依然是清廷无法回答的问题。混乱的厘金体制制约也制约着商业发展，1931年，民国政府终于废除厘金，开始施行现代化的商业税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