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出身官宦世家，父亲官至工部侍郎，相当于今天的副部级官员。在这种环境下长大，柳永与父亲有着相同的人生志向，那就是要科场扬名、仕途建功。柳永的这一志向是如此的坚定，哪怕经受了四次科举落榜的挫折，哪怕青楼勾栏醉生梦死过，但只要朝廷给了他一点机会，他还是毅然决然地第五次上了考场，终于登上进士榜。那年他已51岁，距离第一次科考已过去了26年。
北宋词人柳永
柳永科考如此艰难，不是才疏学浅，而是因为他写的那一手婉约好词，那些变“雅”为“俗”的鲜活市井之声，那些男欢女爱的世间旖旎，不能被以皇帝为代表的上流社会所认可，由词及人，柳永也不受皇帝待见，吃了20多年的科场闭门羹。
公元1002年，被父亲寄养在老家崇安的柳永，进京参加礼部考试，途中他从钱塘来到杭州，杭州的湖光山色、都市繁庶、佳人风姿深深吸引着18岁的柳永，他竟滞留在此，迷醉于听歌买笑的风流生活，写出了广为传诵的《望海潮·东南形胜》。后来他又辗转苏州、扬州，竟在赶考途中度过了一段长达6年的放浪生活。
公元1008年，柳永终于来到都城汴京(今开封)，京都繁华极盛、纸迷金醉，柳永流连其中，激情澎湃，辞赋频出，将帝都的“承平气象，形容曲尽”。第二年，朝廷举行春闱考试，柳永壮志满怀地应试，熟料榜上无名，这让自信“定然魁甲登高第”的柳永很受打击，愤慨之下写了《鹤冲天·黄金榜上》，发泄对科举的牢骚和不满，最后两句是“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
柳永此次科举落榜，是在宋真宗执政时期，真宗皇帝面对内忧外患的局面，对那些涣散军民士气的“靡靡之音”看不惯，而柳永词风浮艳、名噪一时，正好成为真宗皇帝的眼中钉，所以柳永考也是白考，被皇帝一句“属辞浮糜”就给pass掉了。真宗执政的大中祥符八年、天禧二年，柳永又先后参加了两次科考，怎奈皇帝成见已深，柳永必然地名落孙山。算起来，在真宗皇帝手里，柳永已经落榜了三次。
到了公元1024年，锲而不舍的柳永第四次参加科考，此时仁宗皇帝即位不久，刘太后听政，仁宗有很多事情都是照着父亲真宗的旧例来办，科考也一样，父亲不待见柳永，作儿子的也不能待见，所以仁宗皇帝把柳永的名字划掉，而且颁下口谕，让柳永“且去浅斟低唱，何要浮名!” 柳永第四次名落孙山。
这一次落榜，对柳永打击很大，他欲哭无泪，怀着满腔悲愤离开了京师、离开了钟爱的情人，也给世人留下了千古名篇《雨霖铃·寒蝉凄切》，“念去去，千里烟波，暮霭沉沉楚天阔”“多情自古伤离别，更那堪，冷落清秋节!”柳永的心冷到了极点。既然皇帝开了金口，柳永就成了“奉旨填词柳三变”，成了欢场中的“白衣卿相”。
他漫游天下，进春院，宿青楼，将作词工作室开在了歌妓的红罗帐旁，创作出了“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系我一生心，负你千行泪”“一场寂寞凭谁诉。算前言，总轻负”“海阔山遥，未知何处是潇湘”“争如这多情，占得人间，千娇百媚”等一首首撩情撩人的歌词，以至于每当夜幕降临，大宋各地无数的青楼便响起了柳永的歌声，柳永圈粉无数，“凡井水处，皆歌柳词”!
影视剧中的柳永和虫娘
醉生梦死的生活，没有磨灭柳永仕途建功的志向，只要给他一点阳光，他就会笑着向着太阳奔跑。公元1034年，仁宗皇帝熬死了刘太后，终于得以亲政，特意开了恩科，对历届科场的落魄之士放宽了录取尺度。柳永得知消息，马上由鄂州赶往京师。这一年的春闱，51岁的柳永与兄长柳三接同登进士榜，被任命为睦州团练推官。虽是历尽坎坷、暮年及第，但柳永仍然高兴不已。
柳永为官还是履职尽责的，没有把浪子的风情移植到官场上。他爱护百姓，为政有声，深得百姓爱戴，被称为“名宦”，后来他又担任过余杭县令、泗州判官、著作郎、太常博士等职，最后在屯田员外郎任上致仕，在润州(今江苏镇江)定居生活。公元1053年，柳永与世长辞。
传说柳永死在一家青楼里，除了一枝秃笔和几张宣纸，身上既无一文钱财，身边也无陪伴的亲人，这倒也印证了柳永为官的清廉。那家青楼的老板迅速发动，组织了大江南北的当红歌妓来为柳永送葬，途中没有凄凄惨惨的哀乐，而是一路吟唱缠绵悱恻的情歌，没有白色丧服，而是红粉扑面、花枝招展，相信这正是柳永一生喜欢的香艳味道。后来，每到清明时节，歌妓们都相约到柳永的坟地祭扫，这一风俗竟然蔓延到了柳永去过的全国许多城乡，成了青楼的“行规”，被称之为“吊柳七”或“吊柳会”，俨然成为行业的节日一般。
至于柳永词的艺术成就，专家评论甚多，笔者不想多言，只想说柳永的词太招人，金国皇帝完颜亮本不想再打仗，熟料在读了柳永的“三秋桂子，十里荷花”后，实在受不了那生香活色的诱惑，竟然又起了南下灭宋、霸占江南的邪念。
大词人苏东坡曾问一个伶人：我写的歌词与柳永的比怎么样?那伶人回答说：柳永的词，适合十七八岁的青楼女子，拿着精巧的红牙板，缠缠绵绵地唱“杨柳岸，晓风残月”;而您的歌，则要由西北大汉，弹着铜铸的琵琶，挥舞厚重的铁绰板，摇滚着唱“大江东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