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在历史上是个了不起的人物，“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他的文学成就令人敬仰;他950年前主持推动的变法运动，是中国历史上一次大规模的社会改革运动，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其体现出来的经济思想、创新理念以及大无畏的改革勇气，都让人肃然起敬。
北宋革新派代表人物王安石
王安石出生于北宋真宗年间，临川(今江西省抚州市临川区)人。他从小聪颖过人，酷爱读书，过目不忘，所写诗文立论高深、不落窠臼，得到欧阳修、曾巩等人的赏识和推荐，年龄不大就已名扬天下。王安石跟随四处为官的父亲走了不少地方，熟悉基层情况，体谅百姓疾苦，很早就有济世之志。
公元1042年，王安石进士及第踏入仕途，他跟一般读书人的想法不太一样，不想呆在京师庙堂侍弄笔墨，就想在地方为官干些实事，先后干过淮南节度判官、鄞县知县、舒州通判、常州知州、度支判官等职。在每一任上，王安石都勤政爱民，政绩斐然，获得了很高的赞誉。同时，多年的基层历练，也使王安石深刻洞察了朝廷施政的种种弊端，逐渐形成了变法强国的政治主张。
公元1058年，王安石利用进京述职的机会，上呈了长达万言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系统地提出了自己的变法主张。针对经济停滞困顿、社会风气败坏、国防安全堪忧等一系列现实问题，王安石认为其根源在于为政者不懂得法度，解决途径在于效法尧、舜等古圣先贤之道，从简明法制入手，对宋初以来的法度进行全盘梳理变革，革除朝廷施政积弊，扭转国家积贫积弱的局面。但性格懦弱的宋仁宗没有接受这一石破天惊的变法主张，后来继位的宋英宗同样不愿意啃这一块“硬骨头”，王安石的变法主张被束之高阁。
直到宋神宗继位，他久慕王安石之名，也认同王安石的变法主张，很快将其调入朝廷中枢，明君贤臣风云际会，共商变法大业。公元1069年，神宗任命王安石为参知政事，设置了变法的总牵头部门——制置三司条例司，以理财和整军为重点，颁布下发一系列新法条例，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变法运动。
经济方面，王安石主持颁布了均输法、青苗法、市易法、免役法、方田均税法、农田水利法，军事方面主要有置将法、保甲法、保马法等。变法运动持续十五年，期间虽波折不断，争论不断，也出现了许多问题，但瑕不掩瑜，变法运动还是取得了丰硕成果：大地主、大商人肆意兼并、强取豪夺、垄断市场的行为受到抑制，农民负担有所减轻，政府财政收入大幅增长，宋神宗年间国库积蓄可供朝廷二十年财政支出;乡村治安有所改善，建立了全国性的军事储备，武器装备和马匹驯养质量大大提升，军队战斗力增强，收复了河、洮、岷等五州，拓地两千余里，扭转了西北边防长期以来与西夏国屡战屡败的被动局面。
虽然变法成效很大，但最终还是失败了，失败在以司马光、韩琦、富弼、文彦博、苏轼兄弟等为首的守旧派势力的强大，失败在一些变法举措的过于激进，失败在改革派阵营的内讧和分裂，失败在神宗皇帝的疑虑和后宫集团的带头抵制。让人奇怪的是守旧派里名臣璀璨，改革派里却出现了吕慧卿、曾布、邓绾、李定等奸佞小人，从道德层面审视新旧两派争论，守旧派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占据优势，也使得宋代以来对王安石变法持否定态度的大有人在。
所用非人和新法执行中出现问题，是王安石变法失败的重要原因。吕慧卿、陈升之、邓绾等人，是王安石一手举荐和提拔，可惜都是一些人品低下的政治投机者，参与改革只是为了捞取功名利禄，后来为了私欲竟然背道而驰，肆意破坏新法实施。吕慧卿一朝大权在握，就开始陷害打击王安石，以便自己大权独揽，造成了改革派阵营的分裂。
变法失败还在于“好经被坏人念歪了”，王安石等人对新法实施中可能遇到的问题考虑不周，没有事先做出相应的防范，致使在一些贪官污吏把持的地方，新法执行走样，成为“扰民害民之法”。
比如青苗法，本意是为了维护农民利益，王安石在鄞县做县令时就尝试过，“贷谷于民，立息以偿”，效果很好。但当他将此法推向全国后，却出现了南辕北辙的结果。不识字的乡农们去申请青苗法的贷款，要经过以下关口：为了填写申请书，要花钱请书吏;拿到衙门去申请，碰到贪官污吏，又要去打点，而且贷款条文完全由官吏书写，不识字的乡民很容易被糊弄。
据史书记载，当时新法规定的利息是二分，但经过贪官污吏的层层盘剥，最后贷款农民要返还的实际利息，竟达到了原先设定的35倍，远超过高利贷，逼得乡民宁肯“哀求于富家大族，增息而取之”，也不敢再向政府贷款了。类似这样的问题，在其他新法条例的实施中也出现过，如果王安石等人能未雨绸缪、早做防范，并随改革进程及时做出些调整，新法推行的效果可能会更好一点。
当然我们不能对改革者求全责备，更不能因为改革中出现问题就全盘否定王安石变法的积极意义。至于有些人说的变法引起激烈党争，导致北宋灭亡，笔者认为更是牵强附会，党争历朝历代都有，没有王安石变法，北宋朝廷依然存在利益集团的争斗。北宋灭亡恰恰是因为没有把变法运动持续下去，旧法复辟，把改革成果吞噬一空，才招致后来的亡国之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