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宋代开始一直到现在，关于包拯的演义、戏曲、评书、影视等层出不穷，将包拯的“青天”形象深深刻印在了人们心里，寄托着人们对各级官吏清正廉洁、为民做主的美好期盼。包拯的故事经过多方演绎，非常丰满和精彩，远比真实历史人物精彩，但饮水溯源，我们还是应该了解一下历史上的其人其事。
北宋名臣包拯
尽孝父母重于仕途升迁。包拯是庐州合肥(今合肥肥东)人，从小好学不辍，28岁进士及第，被朝廷委任为建昌知县，离家很远。因为父母年纪大了，需要人照顾，包拯就辞去官职，在家专心侍奉父母。后来朝廷又给他一个职位，他干了一段时间，父母想念他，想让他回家，包拯再次辞官，回家赡养父母。过了几年，包拯的父母相继去世，他就在坟旁筑起草庐守丧，期满后还是不忍离去，最后在父老乡亲的多次劝说下才重新出来为官。或许有人说包拯这是在沽名钓誉，但熟不知封建年代有太多官员为了仕途，绞尽脑汁实施“夺情留任”“夺情启复”计划，不愿因为父母亡故(官员需去职守丧)，而影响到自己的仕途。与此比起来，包拯确实是个至情至孝之人!
见错必究，“包弹”天下闻名。包拯当过言官(知谏院)，干过监察(御史中丞)，在这两个容易得罪人的职位上，包拯丝毫不考虑个人安危，有错必究、有过必弹。有一次宋仁宗在张贵妃的纠缠下，答应给她伯父一个宣徽使的职位，当时任御史中丞的包拯强烈反对，认为违反用人制度。他言辞激烈，唾沫星子溅了皇帝一脸，仁宗皇帝只能“唾面自干”、接受谏言。
为了弹劾盘剥欺压百姓的转运使王逵，包拯顶着皇帝、宰相包庇王逵的巨大压力，连续七次上章弹劾，公开指责皇帝任用酷吏，对一方百姓来说是何其不幸!这一谏章引得朝野震动、舆论滔滔，促使朝廷终于罢免了王逵。除此之外，包拯弹劾的达官显贵还有很多，以至当时社会上出现了“包弹”的谚语，“包弹”成为正义之声的象征，成为贪腐官员的强大震慑。
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戏曲里有一句“包龙图打坐在开封府上”，这里面的“包龙图”指的是包拯当过龙图阁直学士(品级比大学士低，代表最有学问的职位)，还干过一年零三个月的开封府权知府(实际最高长官，开封府尹不常设)。开封府位于天子脚下，是皇亲国戚、达官贵人的聚集区，不是很好管。包拯到任后整顿吏治，大开公门，取消中间环节，方便老百姓诉冤告状。他执法严格，不管是谁，上至皇亲国戚，下至文武百官，违法必惩，将开封府治理得“令行禁止”，风气为之一新。
针对当时惠民河淤堵泛滥的现状，包拯带人查究原因，发现很多权贵人家侵占河道，肆意修建园榭，才导致河水淤堵不通。于是包拯果断下达“拆迁令”，在限定时间内将所有跨河修建的楼台、花园、水榭全部拆毁，使河水得以畅通。此举虽然得罪了很多权贵，但造福了当地百姓。
一身正气，两袖清风。“打铁还需自身硬”，包拯经常纠察、弹劾别人，自己首先必须干干净净，说话办事才有底气。包拯曾在端州为官，端州以产砚闻名，端砚历来是文人士大夫喜爱的珍品。包拯的诸多前任都是在“贡砚”数额之外，加征数十倍，中饱私囊，借以贿赂权贵。包拯到任后迅速革除这一流弊，按照规定数额征收“贡砚”，任满离去时“不持一砚归”。1973年，合肥清理包拯墓时，在包拯及其子孙墓中仅发现了一方普通砚台而没有端砚，也充分印证了包拯的为人。
北宋文坛领袖、参知政事欧阳修
当然包拯也有被人误会的时候。他干过三司使(官钱粮的)，后来调任他职。三司使的接任者张方平、宋祁先后犯事，都被包拯弹劾免官，朝廷就让包拯以枢密直学士暂代三司使。这样一来就让人有些误解了，文坛领袖、翰林学士欧阳修说：“包拯这么干，就像是种田的人，因为别人的牛踩踏了自己的田地，就让人把牛抢走了，处罚明显过重，可包拯又贪图肥缺来做那个职务，不也是很过分吗?”包拯听后没有解释，就待在家里，找各种理由拒绝代理三司使的命令，过了很长时间才出来任职。
后来欧阳修了解了事情的原委，对包拯的为人品行非常赞赏，称赞包拯：“少有孝行，闻于乡里;晚有直节，著在朝廷。”
公元1062年，包拯因病去世，享年64岁，被追赠为礼部尚书，谥号“孝肃”。包拯的脸估计没那么黑，毕竟封建年代为官还要讲究个仪容，那么黑会让宋人接受不了的，“黑脸包公”是对包拯秉公执法的美好演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