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中唐之后，随着均田制的破坏，府兵制也日渐崩溃，这一制度曾经让唐朝初期战无不胜，之所以会崩溃其实一共有四个原因：
一是武官受制于文官的因素增加。朝廷和武官之间的矛盾有所发展，对武官的信任程度有所减弱，进而出现所谓“监军之制”。监军之名，最早出现于春秋末年齐景公使司马攘直将兵捍燕景之师。司马攘直出征前对齐景公说：“臣素卑贱，君摧之间伍之中，加之大夫之上，士卒未附，百姓不信，人微权轻，愿得君之宠臣，国之所尊以监军，耐可”。
这是领兵将领为提高自己的威望要求国君为自己派监军的。其后则出现了国君主动派皇子、近臣以监视武臣的监军。但在春秋至魏晋，监军设置不常，其间又有军师及军司之设，亦具有监军的职能。然而在隋末唐初唐开元年间又出现了以御史监军之制。史载：“至隋末，或以御史监军事。大唐亦时有其职，都是在非常之时设置。开元二十年(732 )以后，并以中官为之，谓之监军使”。
以御史监军，本是监察制度发展的结果，也是军事制度化发展的一个重要成果。但在唐朝，尤其在武则天执政时，为了防止武臣的反对，特别重视对于军旅的监察。史载：“王孝杰为吐刺军总管，仁愿监其军”。万岁通天二年(697)监察御史孙压景监军清边军。由于御史官微，监军的作用不是很大，所以在开元二十年以后便改由宦官监军。安史之乱以后，朝廷为了有效地控制军队，将宦官监军制度推广，在节度使的驻地普遍设立为监军使院。
二是勋赏不够，士卒应该享受的待遇不能落实。唐朝建立后，朝廷以做官、授勋和多占田地来吸引地主和农民当兵。唐初因军功授官的人数不多，勋官还可以按规定授田。后来随着勋官人数增加，大批士卒出身且无权无势的勋官得不到勋田，勋官空有其名。而且必须“每年纳课，亦分番于兵部……身应役使，有类童仆。据令乃与公卿齐班，论实在于青吏之下，盖以其狠多，又出自兵卒，所以然也”。
由此可见，军人的政治地位己呈下降趋势，对于地主阶级，己经没有了做官的吸引力，对于农民来说，当兵授勋之后，仍然不能为家庭免除杂谣役。武则天之后，更是“虚有赏格而无其事”，军人的社会地位一落千丈。有人说“唐代府兵之废坏，实由其遇之太薄”，府兵穷困，待遇差，致使府兵制难以实行。唐初，府兵三卫的卫士均为品官子弟，仅限于二品至五品的子孙，“非权势子弟辄退番，柱国子有白首而不进者”。然而到后来府兵崩坏之时，三卫也无人问津。
三是府兵的社会地位下降。史载“时承平既久，诸卫将军自武太后三代，多以外戚无能者及降虏处之。而卫左之官，以为番上府兵有权，朝要子弟解褐及次之没关，又多不旋锤而据要津，将军畏其父兄之势力，悠其所为。自置府以其番上宿卫，礼之，谓之‘侍官’，言侍卫天子也。至是，卫佐悉以借烟戚之家为憧仆执役，京师人相低警者，即呼为‘侍官’。时关东富实，人尤上气，乃耻之，至有熨手足以避府兵者，番上者贫赢受雇而来，是由府兵始弱矣”。府兵的社会地位下降，被驱使到权势之家执憧仆之役，失去了军人严肃身份，造成社会轻视府兵的形态，致使人们，尤其是富人规避兵役，雇人代番，府兵练点标准不能维持，府兵补充发生困难。
四是府兵及其家庭的经济条件发生变化。玄宗时期，府兵制赖以生存的基础一均田制受到严重破坏。士卒本应享有的经济待遇几乎丧失殆尽，农民大量逃亡，富户规避兵役，府兵制度便逐渐废弛。“诸府士益多不补，折冲府又积岁不得迁，士人皆耻为之”，士人都以做府兵为耻。唐中期以后，均田制日益破坏，赋役愈益苛重，户口逃亡和隐漏也日益严重。朝廷虽然极力搜括户口，但终究堵不住这一缺口。武后证圣年间，己是“天下之人，流散非一，或违背军镇，或因缘逐粮，苟免岁时，偷避谣役”。统治者为防逃户，将逃户“应赋租庸课税，令近亲邻保代输者”。结果使农民逃亡更多。安史之乱期间，逃亡户更多，整个黄河流域几乎一片萧条。随着均田制的破坏，农民服役繁重，贞观年间以后，年农民逃役愈来愈烈，有的甚至自毁手足，以此抗役。中宗时，上番卫士因缺口粮，致使府兵大量逃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