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拯任职初期便自称以魏征为师，也正是魏征的“人镜”之名，使包拯不顾忌讳，勇于直谏。“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包拯也因其直言无忌而始终没有朋友。为人处世严谨的包拯不涉党争，只为公道，实话实说。
也正是其忠、孝、廉集于一身的思想品质，最终形成了传世至今的“孝肃家风”，包氏一代代后人都秉承着包拯的遗志在不同的职位尽着自己的一份力。
魏征(580～643)，字玄成。唐朝巨鹿(今河北巨鹿)人，是唐朝有名的政治家。曾任谏议大夫、左光禄大夫，封郑国公，以直谏敢言著称，是中国历史上最负盛名的一位谏臣。而包拯正是自承要以魏征为师，直言敢谏。
魏征初到长安时，就被当时的太子李建成引用为东宫僚属，在太子门下洗马宫。这洗马宫官员自然不是洗马的。这里的洗读xiǎn。魏征当时做的其实是太子少傅的属官。魏征看到太子与秦王李世民的冲突日益突出，就曾多次劝建成要先发制人，及早动手。
玄武门之变以后，李世民继位成为唐太宗。由于李世民早就非常赏识魏征的胆识和才能，非但没有怪罪于他，而且还让他担任谏官的职责，并经常将魏征引入内廷，询问自己行政的得失之处。魏征喜逢知己之主，竭诚辅佐，为了维护和巩固李唐王朝的统治，曾先后上谏二百多次，从不委曲求全。就算上谏时已经极端地激怒了唐太宗，而魏征依然神色自若，不稍动摇，使唐太宗也为之折服。
有一次有人献给唐太宗一只上好的鹞鹰，唐太宗正把它放在自己的肩膀上逗弄，很是得意。可这时，唐太宗发现魏征正远远地向大殿走来，他赶紧把鹞鹰藏在了怀里，魏征就故意奏事很久。等到魏征离开后，唐太宗发现这鹞鹰竟然闷死在了自己的怀中。
唐太宗贞观十七年(643)正月二十三日，魏征病逝。唐太宗悲恸之极，对身边的侍臣说：“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见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魏征没，朕亡一镜矣!”
皇祐二年(1050)，包拯升任天章馈待制，担任了谏官的职务。一上任，包拯就精心选定了魏征的三篇奏议，用蝇头小楷抄写了一遍，呈奏给仁宗皇帝，请求仁宗皇帝可以像唐太宗一样虚心纳谏，分辨是非，时刻警惕，以国家大事为重。处理政事不能“先入为主”，偏听偏信，而且要爱惜人才，除去苛刻，严正刑禁，禁止妖言邪说，不随意大兴土木，如此等等，朝廷多采纳施行。
包拯做谏官时，对朝政事宜发表过很多的意见，使得仁宗皇帝在决策中能够避免一些严重的失误。
皇祐二年九月(1050年10月)，京城大涝之后终于天气放晴，仁宗皇帝认定这是个吉兆，便在京城开封举行祭祀天地的盛大庆祝，并且还下诏要大赦全国的罪犯，并给所有文武百官都晋升一级。包拯对此提出异议，上疏对仁宗皇帝说，罪犯服刑那是对他们以往所犯下的罪行给予的惩罚，怎么能够因为洪水退去、天气放晴就减轻了对他们的惩罚呢?
至于官员晋升，更是需要在考核了他们的政绩后，仔细斟酌才可，这样马马虎虎地就随便都给予了升迁，对那些确实有政绩的官员就太不公平了，这样的话，以后谁还会勤勉地为朝廷出力呢?
包拯曾对自己担任谏官以来的经历做过一段十六个字的总结：“披肝沥胆，冒犯威严，不知忌讳，不避怨仇。”
北宋时，官员相互赠礼之风盛行。包拯对这股送礼收礼的风气，历来是持反对意见的，认为这只会加剧官员的腐败。包拯曾几次上疏仁宗皇帝，请求颁布诏令禁止官员之间的送礼收礼的现象，以发扬廉洁的风气。
据传说，在包拯六十岁大寿那年，从寿日的前几天开始，他就让儿子包贵带人站在衙门口以拒绝送礼。可谁知道，这第一个来送寿礼的就是当今的仁宗皇帝派来的六宫司礼太监。老太监到了衙门外，执意要面见包拯，要他接旨受礼。这下可就难住了包贵，这当今“天子”送来的寿礼要是不收，那不是抗旨不遵吗?
可是父亲的命令他也不敢违反，无奈只好请老太监将送礼的缘由写在纸上，然后转呈给包拯，由包拯定夺。老太监便提笔在纸上写了一首诗：
“德高望重一品卿，日夜操劳似魏征。今日皇上把礼送，拒礼门外理不通。”
包贵让人把诗拿到内衙呈给了包拯。过了不一会儿，那人就带回那张纸又交给了老太监。只见原诗下边又添了四句：
“铁面无私丹心忠，做官最怕叨念功。操劳为官分内事，拒礼为开廉洁风。”
六宫司礼太监看罢，半晌都没有说话，最后也只好带着礼物和那张纸回宫交差去了。
古人将“海瑞、况钟、于谦、魏征、包拯”五位名臣作为谜面出了一个谜语，答案便是——五官端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