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随秦制，实行的是三公九卿制，丞相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负责行政事务，实权很大，在一定程度上有做大的可能，有时可能会威胁到皇权。直到汉武帝时，设置内朝架空丞相，才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丞相职权过大的问题。
唐朝则继承隋朝的制度，实行三省六部制，将中央大权划分到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三省长官均为宰相，这样平分了相权，又相互牵制，避免了大权的集中。就中央政府的设置来说，唐朝更加趋于合理。
汉朝在地方实行郡县制，郡县分级治理，拥有较大的自主的权利。唐代加强中央集权，地方长官缺乏自主权利，往往受制于唐王朝派去的持节巡查官员，这些官员后来发展为尾大不掉的节度使，为后期的割据埋下了隐患。所以说在地方制度上唐王朝不如汉朝。
在选人用人方面，汉朝实行的主要是察举法，这种选拔人才的方式，容易被名门望族把持，使出身贫寒的人很难有出头的时日。唐朝在选人中依然延续了隋朝的科举制度，通过科举制度选拔人才，打破了世家门阀的垄断，给了寒门子弟以出路，也可以更加全面的选拔人才。在这点上唐朝的科举制度是有很大进步的。
两个王朝都存在一个致命问题，汉朝到了东汉时代和唐朝的中后期，都出现了严重的“宦官专权”，同时东汉还有“外戚干政”，唐朝有“藩镇割据”最终都导致了王朝的覆灭。下面就来详细分析介绍一下。
汉代中央政府采用三公九卿制。西汉的三公是丞相、太尉和御史大夫，东汉的三公是太尉、司徒和司空。而唐朝采用三省六部制取代了三公九卿制。
制度既然改变了，就必然有变的必要。表面上看，六部和九卿没区别。九卿是各部门部长，六部尚书也是。但九卿有一个问题，皇家事务与国家事务不分。举个例子，太仆，掌管的是皇帝的舆马和马政。说句不好听的，这就是个弼马温。但这是九卿之一。这当然就有改的必要，在三省六部制下，国家事务归六部，皇家事务归寺监。太常寺负责祭祀、光禄寺负责宴会、卫尉寺负责器械、宗正寺负责宗室、殿中省个内侍省负责皇帝的饮食起居。而六部则成为了纯粹的行政部门。
三公有个大问题，就是权力太大。行政、军事、监察分别被三公掌握，三公各自独立开府办公。如果遇上国家大事，则三公开会议出一个方案拿给皇上。皇帝需要干什么呢?听汇报，做决定，如此而已。当以汉武帝为代表的强势皇帝登场后，这种制度就必然会被破坏了。尚书本来是宫中管生活的职位，汉武帝从朝中选调能臣担任尚书，又命大司马卫青领尚书事，结果尚书就成了决策机构，相府反而靠边站了。汉光武帝成立尚书台，尚书成了正式机构。曹魏黄初三年，尚书台搬出宫。大约在晋时，改名尚书省。
但是三公被挤走了，尚书省却成了皇权威胁，于是汉宣帝又开始扶植中书。同样，中书在晋成了中书省。但中书再度重蹈覆辙，于是为了遏制中书，门下出现了。
这就是三省的来历，可以看到，三省的出现就是为了遏制权力。但三省又往往成为新的皇权威胁者，如此下去，不知道要出现多少个省。于是隋唐决定让三省互相制衡，相互掣肘，就不必担心一家独大了。
中书省负责起草法令，而法令能否实行却要看门下省的复核。如果没有门下的副署，即使是皇帝的诏书也没有法律效力。门下省甚至还有把原件打回去的权力，叫“封驳”。
中书省和门下省既然有这种制衡关系，为了提高效率避免封驳，就有了两省开会的政事堂会议。政事堂后来有了一个更加响亮的新名字，叫中书门下。
尚书省负责执行，其长官是尚书令。但因为唐太宗担任过尚书令，所以这个职务就没人能当了，尚书省的两位副长官左右仆射就成了最高领导。左右仆射看上去地位高，但如果没有“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的头衔进而获得参加政事堂会议的资格，就连宰相也算不上。而很多比左右仆射地位低的官员，一旦获得了这个头衔，就也是宰相了。
至此，相信大家也能看出三公九卿到三省六部的改变了。两种制度都进行了相权的分割，但三公九卿是三权并列，互相不制衡，皇家事务与国家事务不分离。而三省六部则是相权相互制衡。尚书省有行政权无决策权、中书省有决策权无批准权、门下省有批准权无执行权。可以说是各有优劣，没有谁好谁坏，唐朝只是在隋朝的制度上进步了一点。比汉朝稍微好一点控制力。皇权更加牢靠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