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雀东南飞》里，庐江小吏焦仲卿与其妻子刘氏虽然恩爱异常，但由于平时居住在官署，年轻夫妻聚少离多，以致于妻子哭诉：“贱妾留空房，相见日常稀。”这正是汉代公务员工作期间必须留居官府、难以顾及家庭的真实写照。
他们一个连续工作周期是五天，然后有一天固定休息，名为“休沐”，即休息、沐浴。古代男子蓄发梳髻，高冠峨带，在沐浴之后，公服既解，长发犹湿，无法束冠，于是就此歇将起来，而沐浴之日，也便成了休息之日。
汉之前，秦代官员休假回家称“告归”，顾名思义，报告一下再回家，并无明确的休假制度。但在汉初，“五日一休沐”就已成定制，官吏们无论职位高低，都是如此。
在汉代，“休沐”除了官员休假的现实需要之外，还有着特定的政治意义。汉初以黄老之学为国策，而主张清净无为的黄老之学，对浣洗沐浴甚为重视，道书《云笈七签》卷四十一有《沐浴身心经》：“沐浴内净者，虚心无垢;外净者，身垢尽除。”
由是，汉代上层统治者也推崇浣洗沐浴这项生活方式。一方面，官员按时休息也是清净无为之道的体现，另一方面，洗沐除了能清洁身体，还被附加上了去心垢、澄清思想的意义。
若休沐日不休息，反而不为人称道。《汉书·薛宣传》载，到了休沐日，西汉左冯翊郡的所有官员都休假了，只有贼曹掾(管盗贼事，类似今天的公安局长)张扶不肯休假，照常坐曹治事。
对此，郡守薛宣认为“盖礼贵和，人道尚通，日至，吏以令休，所繇来久。”故而专门下令：“曹虽有公职事，家亦望私恩意。掾宜从众，归对妻子，设酒肴，请邻里，壹笑相乐，斯亦可矣。”这意思是，你虽然公事繁忙，但也要顾及家庭，赶紧回家陪妻子儿女，和家人邻里饮酒欢聚。
至于为何是“五日一休沐”，这仍与汉代人的“天人合一”观念有关。在古代历法中，一年三百六十日，分二十四节气，又再三等分，五日为一候。这便是“气候”一词的渊源。显见，汉人“五日一休沐”，乃是为了遵循其观念中的天人变化之道。
不过，据《资治通鉴》记载，汉代在皇宫内廷当差的官吏，享受不了“五日一休沐”，他们是一旬一休。此外，太学生、军人，也都有休假，但居家离学校或营地太远，不可能当天往返，所以这个假期是按五日一休累积折算。当官而住家不在本地的，也是如此。
另一方面，汉代的节假似乎不多，大约只有冬至和夏至两节。《太平御览》卷二八引《续汉书·礼仪志》曰:“冬至前后，君子安身静体，百官绝事不听政，择吉辰而后省事。”是说自冬至日起，百司放假，要另选吉日开衙办公，和今天的春节差不多。
唐宋节假最多，父母在五百里外者有探亲假
据王国维考证，汉代“休沐”制度一直到两宋都保持着。只不过在唐代变成了旬休。与南北朝时的轮休制不同，唐代旬假，是从朝廷到百司全都停止办公。旬休时间，一般都定在旬尾，即十日、二十日和三十日。
日本汉学家池田温曾统计过《唐大诏令集》中写明日期的诏令，发现在这三个日子发出的诏令明显比较少，正是因为旬休。
不过，虽然百司都不对外办公，但有值班人员留守，以便应对紧急情况。《南部新书》追述唐代御史台的值班制度说，凡新入台省的官员，照例都是“节假值五日，谓之‘伏豹值’;(其他)百司州县初授官，陪值者皆有此名”。湖北成人教育可知各级衙门逢湖北成人高考节假公休，都要安排专人值班，而且多为新来的同事。
但另一方面，唐宋时代的节假在历代最多，动不动就放7天长假，而且每年节假累计超过50天。
唐律规定，给假七天的有三个节：元日、冬至、清明，在这几个节日都要安排重大的官方祭祀活动。尤其清明期间，除踏青、放风筝、折柳插门、湖北自考专升本荡秋千外，文武百官还常出城拜扫，郊外春游、扫墓，甚至远到东都洛阳去祭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