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统三年(1911年)清政府宣布废除军机处，实行责任内阁制(不同于原清朝内阁)，任命内阁总理大臣和诸大臣;然而由于内阁成员中皇族过多，时人讥之为“皇族内阁”。庆亲王内阁成立之日暨宣统三年四月初十(1911年5月8日)，清廷还颁布了《内阁官制》和《内阁办事暂行章程》。
由于庆亲王内阁为中国历史上之始创，所以清政府宣称为慎重起见，未实行新《内阁官制》，仅是根据《内阁办事暂行章程》成立。而军事上的所有问题也不由内阁总理大臣负责，而是由军咨府大臣载涛负责。
皇族内阁的影响
清末责任内阁的出台，皇族占大多数。皇族大量涌上政坛，从表面上看是显示了皇族力量的强大，但在实际上却未必有利于爱新觉罗家族的统治。因为皇族庞大，就难免参与到权力的角逐之中，造成皇族从深层分裂。
“预备立宪”的骗局暴露以后，立宪派内部开始分化。同时皇族内阁集权，也造成统治集团内部的分残，引起汉族官僚的离心。清政府陷于空前孤立的境地。热心君主立宪的人们认定清廷没有立宪的诚意，从此与王朝离心，因而在武昌首义之后纷纷站到革命一边，使王朝很快瓦解。
历史评价
进步意义
宣统三年(1911年)5月8日，清廷裁撤旧内阁和军机处，设立责任内阁。在新发布的内阁官制章程中，对新内阁的组织结构和职权作了明确规定：内阁由国务大臣组成，国务大臣包括内阁总理大臣一人，协理大臣一至二人，各部大臣共十人(外务、民政、度支、学务、陆军、海军、司法、农工商、邮传和理藩院十部)。应该说，这种构架和当年袁世凯力争的责任内阁基本相似，在推进中国专制政治结构的转型还是具有很大进步意义的。
就责任内阁运行情况及成效来看，除了国务大臣关系不合，以及在运行过程中有诸多措施欠佳等弊端之外，它在政治、经济、军事、社会管理、人事调整等方面还是取得了一定的成绩，而且有的成绩是很显著的，如内阁法制院的成立及其对京外官制章程的拟定，以及颁布中国第一部宪法草案和吏部的裁撤等。
负面评价
载沣任用满族亲贵的祸端也在这次内阁名单上彻底暴露。当时的内阁名单如下：总理大臣奕劻(宗室)，协理大臣那桐(满)和徐世昌(汉)，外务大臣梁敦彦(汉)，民政大臣肃亲王善耆(宗室)，度支大臣载泽(宗室)，学务大臣唐景崇(汉)，陆军大臣荫昌(满)，海军大臣载洵(宗室)，司法大臣绍昌(觉罗)，农工商大臣溥伦(宗室)，邮传大臣盛宣怀(汉)，理藩大臣寿耆(宗室)。
内阁总共13人，满族即占到9人，其中皇族7人，汉族竟然只有4人，举国都为之哗然。立宪派本有两个要求，一个是速开国会，一个是责任内阁，但速开国会的要求被打了折扣，而皇族内阁就更是让那些立宪派至为的失望。因为在这个极为敏感的问题上，清廷在不经意间犯下的巨大错误，这等于是证明了革命党人反清排满和实行种族革命主张的正确性，这等于是在给革命党人加分助力的愚蠢之举。
虽然这些皇族阁员大都是响当当的政治改革派，并非全是顽固保守、庸碌无能之辈，比如，总理大臣奕劻虽是个贪官，却是公认的改革者，公开主张三权分立;载泽、溥伦、善耆、绍昌是最热心的宪政实践者，也是满族权贵当中最有学识的成员，政治倾向相当开明，甚至暗中与梁启超等“逆党”往来不绝。这个内阁算不上是一个“反动”内阁。但是，与畸形的内阁人事搭配相比，阁员们身上的优点已变得无足轻重、毫无意义。
人们普遍认为，大清朝廷仍将国家权力视为一家一姓之私产，他们不仅不信任汉人，甚至也不信任无血缘关系的满人，而只信任自家那一小撮宗室亲贵。他们死也不会放权，其公然蔑视皇室不入阁这一源于英国宪制的惯例，等于坐实了革命派对它的严厉指控。
与朝野立宪派的普遍失望相比，地方汉族大员对新内阁的反感同样是致命的。“皇族内阁”剥夺了地方督抚直接向皇帝上奏入对的权利，改将各省交由内阁统辖，而这是早已坐大的地方实力派完全不可接受的。由此人们就不难理解，当革命匆匆来临，以往曾维护皇室、反对革命的立宪人士和地方官僚为何竟大都抱持幸灾乐祸、乐观其成的态度。
这届内阁在辛亥革命浪潮中迅速倒台，被袁世凯内阁取代。而“皇族内阁”的组成，使立宪派和社会舆论倍感失望，认为清政府无意立宪，部分人倒向革命阵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