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手工业的生产形态，从大体上讲，还是官手工业与民间手工业两大块，但是由于商品经济的不断发展，明代的手工业有了一些变化。官手工业的经营上，工匠制度逐步瓦解，从轮作工匠到以银代役，标志着工匠已经摆脱了劳役制度的压迫，手工业者的独立性大大增加了，有了很大的工作自由。
手工业组织形式则根据具体情况而定，有相当的灵活性，凡属经常性生产任务的，便有固定的组织机构，凡属没有经常性生产任务的，只设临时机构，工作完毕后便解散。
官手工业对于物料的征集也从原来的实物形态，适应商品经济发展的需要，改成了“折色”，就是要求原要交物料的农民交货币即可，政府用货币向市场购买。由于大部分物料的征收、大部分工匠的劳役，已经改征货币，而此时的商品生产又有了迅速的发展。
因此，官府所需要的一部分消费品，就可以用货币从市场上获得，于是官手工业的重要性远不如从前，规模逐渐地在缩小，持续了2000多年的官方手工业，从此便开始显著地衰退，而民间手工业借助市场的力量日益壮大。
手工业发展到明中叶，在商品经济高度发展的基础上，一些手工业部门出现了雇佣现象，其中以江南的丝、棉纺织最为明显，江南各地有大批从事丝织业的民间机户，在进入市场的过程中，机户不断发生两极分化。
有的人从一张织机发展到了二十余张，这叫为“大户”，而没有织机的，称为“小户”，大户和小户之间的关系在当时就是固定雇佣和临时雇佣的关系，“机户出资，机工出力”的劳动力买卖关系，这无疑是生产发展中的一种新的形态。这种现象在榨油业、造纸业、印刷业等手工业中均有体现。明代具体的手工业部门发展状况是：
明代的冶炼技术在设备上向大型发展，同时将炼铁炉与炒钢炉串联使用，这种由生铁到熟铁的连续生产工艺能减少炒炼熟铁时再熔化的过程，不仅缩短了时间，而且降低了成本。
明代的灌钢技术与宋代相比，有所不同：不用泥封，而用涂泥的草鞋遮盖，这样做的目的在于使炼钢炉能从空气中得到充分的氧气;不把生铁块嵌在盘绕的熟铁条中，而把生铁块盖在捆紧的若干熟铁片上，其目的是使生铁的铁液能灌到熟体外片的夹缝中去，使熟铁易于吸收生铁的铁液，从而使碳普遍渗入，充分发生氧化作用而除去杂质，这是冶炼方法的进一步提高。
铁器的制造当时以陕南和广东的佛山最有名，广东各地的生铁，均运到佛山加工，佛山从事铁器制造的达万余家，主要生产铁锅、铁钉、铁线和针。
明代的陶瓷业不仅继承了宋代的传统，而且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景德镇成为全国的制瓷中心，每年要烧制瓷器几十万件，景德镇的瓷窑有官窑与民窑之分，官窑比较狭小，一般只能烧制300多件，而民窑一般较大，能烧千余件。
明代各朝官府使用的瓷器，情况不一，洪武、永乐、宣德、成化、弘治、正德等朝，主要是官窑烧制，嘉靖、隆庆两朝，是官窑烧一部分，其余由民窑搭烧，到了万历，则官窑烧的非常有限，大部分由民窑烧制。
景德镇的瓷器在装饰上比起前代有进步，釉色上有青釉、红釉、白釉、黄釉、黑釉、杂色釉(窑变)，瓷器中最有名的是青花瓷器和五彩瓷器，景德镇的制造瓷器技术当时已经非常细致，据记载，大约有这些工序：采石制泥——淘炼泥土——炼灰配釉——制造匣体——圆器修模——圆器拉坯——琢器做坯——采取青料——拣选青料——印坯乳料——圆器青花——制画琢器——蘸釉吹釉——旋坯挖足——成坯入窑——烧坯开窑——圆琢洋彩——明炉暗炉。
明代以丝织业闻名的城市是苏州和杭州，而以丝织业著称的市镇则有江苏吴江的震泽镇、盛泽镇，由于丝织业的发展，盛泽镇明初是只有50户～60户人家的村庄，明中叶就变成了人口以千计的大市镇，并且万商云集，成为丝绸的集散地;棉纺织业的中心就是松江，松江所产的布匹种类很多，有大棉布、云布、丁娘子布、兼丝布、药斑布、三棱布、衲布等等，随着棉纺织业市场的扩大，还分化出各种工匠，如轧花匠、弹花匠、机匠等。
明代的漆器业比前代更盛，北京、广州、苏州、扬州、宁波、福州等地，漆器的制造均有特色，其中以福州的最盛。
明代的造纸业、印刷业都有新的发展和创造，造纸主要在浙江、福建、安徽、江西、湖南等省，以竹纸和宣纸最著名，竹纸产于福建、浙江、江西三省交界的山区，宣纸主要产于安徽的宣城、泾县和宁国。
明代的制茶技术，在宋元的基础上有一定程度的发展，明代的制茶方法，可以分为炒法和蒸法两种，炒法是用铛来炒，先用细火，后用粗火;蒸法是用甑蒸，蒸后再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