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7年，清廷组建了第一支派往欧美的外交使团。美国人蒲安臣被任命为“办理中外交涉事务大臣”，是使团的领导;副手是一个英国人和一个法国人;中国官员志刚、孙家谷随行，另有秘书随员二十余人。
此次组建外交使团与即将到来的“修约”之事有关—1868年是清廷与英、法、俄、美四国商议的《天津条约》修订之期。
中国皇帝派一个洋人出访各国，让北京外交界十分震惊。蒲安臣本人也很震惊—在清廷正式任命前，他并未收到任何明确暗示。
而清廷之所以如此，源于根深蒂固的“华夷观念”。1858年的《天津条约》规定，中国与欧美各国应互派使节。但多年来，派常驻使节一直是欧美各国单方面的行动。
清廷的毫无动静是一种“鸵鸟政策”。不向欧美各国派使节，就不会出现礼仪冲突—华夷外交强调的是“天朝上国”的荣耀(跪拜)，而近代外交强调的是各国之间的平等(握手鞠躬)—回避了礼仪冲突，似乎传统的华夷秩序就能继续维系。
此外，清廷还一直软性抵制欧美使节觐见皇帝。清廷自知在武力上不足以让欧美使节下跪，又不愿放弃彰显“天朝荣耀”的华夷秩序，只好以皇帝年幼为由，将接见欧美使节一事尽可能地往后拖。
1867年，为应付即将到来的修约，清廷需要派个使团了解欧美各国的情况，但又不愿因此丧失“天朝荣耀”—使团到欧美势必采用欧美外交礼仪，而这势必影响清朝皇帝以何种礼仪接见欧美使节—欧美使节常与清廷交涉此事，自然不会放过这样的好机会;而清廷为坚持跪拜之礼已拖延了10年，不愿功亏一篑。两难之下，让洋人率领中国使团出使成了解决问题的“最佳方案”。
任命蒲安臣为使团首领的同时，清廷还给使团拟定了诸多训令，特别强调不能丢了面子。蒲安臣对此很不以为然。
总理衙门建议使团不要将国书直接递给西方政府首脑，以免他们反过来要求直接递国书给清朝皇帝，但蒲安臣向美国总统亲递国书;总理衙门要求回避西方礼仪，蒲安臣行的却是握手鞠躬之礼，但因他是洋人，随行的中国官员倒不觉得丢脸。
清廷的担忧果然发生了。英国驻华公使阿礼国向总理衙门递交照会，果然以蒲安臣曾在欧洲行握手鞠躬之礼为由，要求清廷准许他们也以此礼觐见清朝皇帝。总理衙门以蒲安臣是洋人为由进行反驳，且再次搬出“皇帝年幼”与“中外国情、礼节不同”的老招数，继续拖延。
不过蒲安臣此行还是相当给力的，签订了近代中国与欧美国家第一个平等条约，还将中国打造成温和、开放的形象，每到一处都极力欢呼中国准备冲破传统，投入近代文明中来。可惜这波营销没能反哺中国，清廷仍对近代文明抱着极大的敌意。
总理衙门大臣文祥曾给使团下达训令，“不要被西洋强迫着建设铁路和电报，这些事只能由我们来提倡”。相较之下，同治的老师倭仁就说得更明白了—欧美国家毫无文明可言。
随蒲安臣出访的志刚在日记中写下在巴黎观看西洋舞蹈的感受，他先是赞叹一番，然后总结：西洋舞蹈虽好，但不符合中国国情，不可引入国内。访问欧洲期间，他还听闻海滨浴场有群聚“洗海澡”的盛况，男性只穿泳裤，女性加穿背心。除了艳羡，他另有一番莫名其妙的思辨—中国人体质与他们不同，所以不可如此。跳舞与洗澡尚有国情、体质不同之说，蒲安臣努力塑造的那个“开明”的清廷，终究只能是昙花一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