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祖五年(前202)五月，刘邦置酒洛阳宫，大宴群臣，总结取天下之道。他说：“运筹帷幄，决胜千里，我不如张良;安抚百姓，积聚钱粮，我不如萧何;统率百万大军，战必胜，攻必取，我不如韩信。这三个都是人杰啊，但我能用他们，所以取得了天下。项羽只有一个范增都不能用，所以会被我打败。”
他命令太中大夫陆贾为他总结秦朝所以覆灭，汉朝所以建立，以及古代国家兴亡成败的经验教训，共写成12篇奏章。
经过秦末长年战乱，百姓流离失所，国家贫困不堪，刘邦虽为皇帝，出行时竟然凑不成四匹同样毛色的马来驾车，很多大臣甚至只能乘坐牛车上朝。为了尽快使新生政权稳定下来，刘邦采纳来自各方的建议，实行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方针政策。
首先，他听取娄敬的意见，将都城从洛阳迁往长安。然后命萧何以《秦律》为基础，创建了比较完善的法律制度。《汉律》包括盗法、贼法、囚法、捕法、杂法、具法、户法、兴法、厩法九篇，后世封建社会的法规，基本以此“汉九章”为宗。
刘邦还把齐、楚等地豪强十余万口迁徙到关中，一方面充实都城附近的户口，另方面也削弱关东豪族势力，使其不致作乱。最重要的是，刘邦大力推行重农抑商政策，奖励耕战，恢复社会生产力。
高祖五年(前202)五月，下《复故爵田宅令》，号召因战乱逃亡隐匿的人民回归原籍;又下令释放奴婢，“民以饥饿自卖为人奴婢者，皆免为庶人”;高祖七年(前200)下诏，百姓生子可免除徭役两年，鼓励生育;额定田租为十五税一，高祖十一年(前196)下《省赋令》，限制地方官和诸侯王额外增税。
在鼓励生产的同时，刘邦也开始制定新王朝的各种典章制度，巩固封建集权。他初做皇帝时，认为过去的礼仪过于繁琐，所以一概废除，结果手下的大臣多是平民出身，没有礼法约束就行为放纵，公然在朝堂上喊叫争吵，甚至拔剑乱砍柱子。于是刘邦让孙叔通拟定朝堂上的礼仪。礼仪造好，长乐宫正好竣工，百官顺次朝贺，秩序井然，刘邦大喜说：“我今天才知道当皇帝是多么尊贵啊!”
叔孙通定礼仪，使刘邦感受到做皇帝的威严。
但是刘邦称帝仅8年就去世了，朝廷制度、管理措施都才草创而已，尤其他遗留给后世三个重大的问题，暂时无法解决。一是北方边患匈奴问题。刘邦在平城被围，自知实力尚不足以与匈奴抗衡，加之战祸延绵多年，百姓也需要修养生息，国家需要逐步成长，于是才定“和亲”之策，让宫人或翁主(王、侯之女)假冒公主与匈奴联姻，并允诺每年赠予大量财物。
虽然他征调巴蜀步兵屯兵灞上，拱卫京师，还加强北部边境防御力量，但平城之战以后，对匈奴基本是采取的守势。
刘邦遗留给后人第二个重大问题，是在汉朝内部。他削平大部分异姓王割据势力后，又封了许多同姓王，比如封其子刘肥为齐王、刘交为楚王，侄子刘贾为荆王、刘濞为吴王，等等。他还杀白马与诸臣盟誓，说非刘姓不得封王，有敢称王的，天下共讨之。
周朝分封诸侯，同姓诸侯大都集中在都城附近，疆域本窄，又缺乏发展余地，所以叛乱的很少，刘邦大概因此以为同姓诸王比较不容易起异心吧。但他这一想法很快就被证明是错误的，所因此长出的荆棘，只有等他的儿孙们去费力辟除了。
刘邦遗留下的最后一个大问题，就是继承人问题。他虽然在汉王时代就立吕雉所生的刘盈为太子，但称帝后宠爱戚夫人，想让戚夫人之子刘如意做继承人。此事虽最终被劝阻，改封刘如意为赵王，但直接导致了戚夫人母子悲惨的结局，也间接埋下了吕雉专权的伏笔。
刘邦去世前，吕雉在病榻前问他说：“陛下百岁以后，相国萧何也年老了，萧何若死，谁能做丞相呢?”刘邦回答：“曹参可以继任。”吕雉又问：“曹参以后呢?”刘邦说：“王陵可以。但王陵此人过于憨直，要靠陈平来辅佐他。陈平很有智谋，但一人难当大局。周勃为人朴实，缺乏文采，但将来安定刘氏的，一定是他，可叫他担任太尉。”吕雉再问，刘邦说：“那以后就不是你所能够知道的了。”
刘邦死的时候，太子刘盈年仅17岁，而且生性懦弱。此后吕雉作为皇太后，是实际掌控朝局的人物，她虽然重用吕氏族人，几乎覆亡了汉朝天下，但对于刘邦所指定的丞相继承人，却一直没有更替。也正因为如此，汉朝在刘邦死后终于能够度过瓶颈期，得以走向太平富足的“文景之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