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卢沟桥事变”的开端，随后这一事件演化成中国人民艰苦卓绝的八年抗战。
76年后，我们重新回看这段历史，价值何在？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一般史论的重点，在于研究这一“偶发事件”为何演变成中日两国全面的长时间的战争状态。以“事件”之因，来探求战争之果，如此短促的逻辑结构——显微镜般的考察，事件“事实”越清晰，其在历史进程里的意义却可能越模糊。“卢沟桥事变”，何尝不是一系列前因之结果，作为一种转折性的因素，它又导致一系列的后果。如此，才是正当的历史观。因而，时至今日，当我们有条件以相对丰富的史实为基础，可以拉开足够长的时间与足够大的空间，在中国自身现代化过程与全球性格局的互动关系里，重新审视这一事件的价值，我们的结论，当然不同。
领导以北伐为标志的国民革命的蒋介石及其国民政府，需要解决两大结构性矛盾：对内求国家统一，对外求民族平等——这实为辛亥革命之后中国所面临的国家性难题。北伐成功后，蒋介石的选择是：对内继续消灭反侧，对外暂时忍耐待时。亦即“先安内，后攘外”。这一道路，历史学家郭廷以先生的评论是：“在步骤上亦自言之成理，岂奈为势所不许可。”
所谓“势所不许可”，以中日两国关系观察，“九一八事变”后的不抵抗，失去东三省，按“后见之明”的研究者的历史复盘：日本执政当局亦有文官集团与军人集团之别，当时国民政府虽无能力全面对抗日本，但完全的不抵抗，反作用于日本当局，遂使军人集团气焰日彰。其结果，军人集团一路狂飙，演进至“卢沟桥事变”之时，完全控制日本政局。其扩张之心侵略之行，再无国内的制衡之力。内外之间，略有闪失，稍微失衡，后果便难以收拾。
“九一八事变”，以及东三省之失，再次昭示中国现代化转型之艰难。如果说晚清中国遭遇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亦即传统中国如何走向现代国家，其特殊之处，按历史学家金冲及先生所论：近代中国一切社会矛盾中，最主要的是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
现代化转型之际，中国与现代化先发国家——“中国/列强(帝国主义)”的矛盾，才是我们理解晚清以及民国，甚至当代中国核心性与结构性矛盾之一。自鸦片战争开始，其后的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及甲午海战，无不是传统中国“忍无可忍”之下被动而仓促的应战。也差不多无有例外，每次对抗外侮，都伴随着国内政治格局的动荡。第二次鸦片战争，甚至内(对抗太平天国)外两场战争，由此导致的国内政治格局，至1894年的甲午海战，结果显现：“李合肥一人对一国。”(梁启超语)中国内部的糜烂，已无能力以一国之力应对外侮。这当然悲哀，却是事实，亦是传统中国结构性矛盾之必然。
对抗外侮，已无动员并组织一国之能力，清亡，没有意外。1911年，辛亥革命后，如何在列强压迫下，建立一个统一的独立的国家，便是当政者历史性的挑战。
北伐的成功，蒋介石及其国民政府在形式上完成了国家的统一。十年民国，在上海、南京、北平等大城市，稍有现代化气象。这是最近被广泛注意的所谓“民国范”。但是，我们稍稍认真观察一下当时中国整体性格局，情绪将截然相反——1928年，甘肃回教的马家军，反抗冯玉祥，双方肆行屠杀，汉人、回民死伤20万人；1930年，冯玉祥反蒋失败，退出西北，甘肃、宁夏、青海成为回教军人的天下；1934年，拥兵3万、反复无常的孙殿英自察哈尔经绥远进攻宁夏，回军拒之于前……西北中国，并无宁日。而东南沿海，1932年，广东有陈济棠与粤海舰队之战，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与据有胶东的师长刘珍年之战。西南地区，军阀割据的四川，刘文辉、刘湘、邓锡侯与田颂尧，民国以来，大小战争多达480余次。
中国的统一，徒有其表。民国范儿，其实可怜。1931年，正忙于对江西红军进行第三次围剿，并应对两广军事的蒋介石，遭遇了“九一八事变”。外患未因内乱而不至。“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历史学家徐中约论述，“日本人三次，1912、1916、1928年策划挑唆‘满蒙自治运动’归于失败之后，这种观念却越演越烈”。
1931年，长江、准河以及大运河水灾肆虐，致使中部10个省份14万人被淹死，25万人流离失所。而同时，中国又深陷内部动荡与局部冲突。日本关东军精心选择这一时刻，完成了对沈阳的占据，随即又在百天之内，完成了对东三省的占领。与历次外侮不同，此次事件，揭示日本军国主义是对中华民族的生存构成最严重威胁的来源。
“九一八事变”作为一种转折，中国结构性的内外矛盾由此转换，外侮——对中华民族生存的挑战，上升为最主要矛盾。“攘外必先安内”，当然不再正当。但是，东三省虽为日本人所据，而这一政策却仍在运行中，没有更张之意。因而，“九一八事变”许多复盘与推演，完全放弃抵抗而导致日本军人集团势力的全盘领先，便是结果之一。
就日本的侵略逻辑而论，6年后，“卢沟桥事变”爆发，华北亦将可能重蹈东三省旧途。据有华北，日本往南可以推进到华东与华中，并进占东南亚以及太平洋；往北可以夺取蒙古以及西伯利亚直至贝加尔湖——苏联的大部分国土。而这一套战略逻辑，之于中国，蒋介石当然意识到其间深刻的国家危机。在当年7月17日的庐山第二次谈话会上，他说道：“我们的东四省(当时行政区划为四省)失陷，已有了六年之久，继之以塘沽协定，现在冲突地点已到了北平门口的卢沟桥。如果卢沟桥可以受人压迫强占，那末我们百年故都、北方政治文化的中心和军事重镇的北平，就要变成沈阳第二！今日的北平，若果变成昔日的沈阳，南京又何尝不可变成北平！”中华民族到了最危急的时刻！
只是，内部如此糜烂的中国，能够动员全国之力以抗日寇吗？1937年，这个国家到了必须回应这一挑战的关键时刻。应对此次危机的庐山会议发出了明确而响亮的声音：“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一个月后，蒋介石同意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
我们拉开时间的距离，前溯至1840年，自鸦片战争始，接近100年后，中国的历史揭开新的面貌——“卢沟桥事变”后，这个国家整体性的被动情势，由此改变。“我们希望和平，而不求苟安；准备应战，而决不求战……万一真到了无可避免的最后关头，我们当然只有牺牲，只有抗战！”这当然不是实力比较的计算所能得出的结果，这是一个民族到了最后关头必需的选择。历史自有逻辑，统一的独立的中国的建立，亦即中国民族主义革命的成功，需要打败日本帝国主义，而且是需要经历一场新的世界大战的复杂格局并最终打垮日本，中国才能开启一个强大的民族国家创建之路。
“卢沟桥事变”，以及由此开始的八年抗战，是传统中国转折为现代民族国家的必经之道。但在更宽泛的空间里观察，它的价值并不仅止于此。
改变曾经的忍让与退缩，顽强地抗击日本帝国主义，如此担当所影响的并非中国自身。1938年初，斯大林对到访的孙科坦言：“我深知中国不仅是为自己作战，也是为苏联作战；日本人的最终目的，是占领整个西伯利亚直到贝加尔湖。”稍后，日本关东军擅自出动数万大军在中蒙边境的诺门坎与苏军作战，接连两次发动攻势，均遭失败。这意味着，当日本陆军兵力深陷中国战场时，无法配合德国东西夹击苏联，导致东西方法西斯国家各行其是，毫无战略配合。1938年5月，英国驻华大使卡尔在电文中提出：“我们不能回避这样一个事实，在某种程度上，中国既是为他们自己也是为我们而战，因为只有日本人的失败才能把我们从危及我们在远东地位的灾难中解救出来。”与此同时，英国外相哈里法克斯在备忘录中说：“中国正在为所有的守法国家而战斗。”
中国的选择，一个弱国的抗争，勇敢地面对自己的历史命运，改变的是全球性格局。对日本帝国主义，在“最后关头的应战”，其作用，中国方面当然有着清醒的认识：“(中国抗战)不独求民族之解放，不独求领土主权之完整，实亦为全世界各国之共同安全而战也。”对中国的抗战意志，美国财政部长亨利·摩根索主张：“联合苏联，组成中、苏、美、英对日联合阵线。”而此际由美国亚洲舰队司令亚内尔上将向国内发回的报告认为：“只是由于……中国抗战挡住了日本军团。”
中国全面抗战开启后三年，英国进行英伦保卫战；四年后，苏联开始卫国战争；四年半，美国加入反法西斯战争。日本、德国与意大利轴心国的侵略野心，由日本进占东三省与华北开始，最终形成第二次世界大战。这次世界大战，深刻地改变了世界格局，迄今的世界格局，仍是二战“遗产”。同时，中国亦被此次大战深刻改变。徐中约评论：“中国通过长期的反侵略斗争，从战前的半殖民地状态一跃而为五大国之一及联合国创始国。在其近代历史上，中国的国际威望从来没有像此刻那样崇高。”
中国的现代化及其全球性格局互动关系里的崭新面貌，开始于1937年——“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美国总统罗斯福说：“我们没有忘记，中国人民在这次战争中，是首先站起来同侵略者战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