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春，张国焘借清明祭扫黄帝陵之名逃往武汉，公开声明脱党，中共中央虽然收拢与拯救了近六千名溃散归队和被俘的西路军指战员，却将西路军定性为张国焘为分裂党，分裂红军，妄图割据新疆称王阴谋的实施部队，将它当时的历史作用和功绩一笔抹掉。从那时起，军史、党史，凡提到西路军，便持此论调。一直到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借着平反冤假错案的东风，粉碎“四人帮”有功的李先念，徐向前作为当事人，不甘自己所属部队蒙冤四十载，才上书当时的党中央重新审查西路军事件。大量的历史资料和电文由此得以解密。新的党中央以对历史负责的态度，才首次为西路军平反。
宣布，西路军是党中央和和中央军委为实行宁夏战役，先期派出的左翼策应部队，又是宁夏战役搁浅后，实施中央打通新疆，获取国际支援通道的特遣部队。至此，基本还原了西路军的真相。事实也是如此，机械而忠实地贯彻了中央军委的每一个决策的西路军，正是以牺牲自己为代价，才换来了甘肃黄河以东主力红军的相对安全，并有力地支援了他们在陕甘苏区的斗争，保证了红军主力在那里站稳脚跟，并求得了长足的时发展。
西路军的毁灭的大致原因有三：
第一：马家军为防止中央军插手河西事务，丧失自己的地盘，倾巢出动骑五师，新二军全部兵力八个旅，若干直属部队计二万五千人，战马一万三千匹。动员省属各县民团八万五千人，战马四万七千匹。军力是西路军的六倍，又以来去如风，攻势迅猛的骑兵为主，在攻守之势上造成了西路军致命的威胁。
第二：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不能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处境，采取坚决果断的自救措施，甚至必要时，“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孤军在外开始，就抱定打通新疆国际路线的宗旨。以取得新式装备，武装自己再回头补过的决心临机制敌，也能摆脱覆没的命运。但是陈昌浩跟随张国焘犯了错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唯中央电令是听，丝毫不顾及西路军实际，他的最后决定权断送了这支部队。总指挥徐向前虽然提出过正确的意见，但他性格中有懦弱，拘谨的一面，(否则，自己在前方指挥打仗，老婆程训宣被当作反革命在后方被肃反，他也该老虎发威了)遇到反对，便不能坚持，其命运也就和皖南的叶挺一样，即不能自救，也不能救人，眼睁睁看着自己心血创建的部队军旗坠地。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中央军委今天要西路军打通新疆国际路线(1936年11月10日，11月13日，12月18日、12月27日电报)，明天要西路军在永昌、凉州、甘州、民勤建立根据地(1936年11月8日，11月19日，1937年1月5日，7日、8日电)，后天又要部队东移策应河东(1936年11月24日，12月14日，12月24日、1937年1月16日电报)，这种以牺牲一支主力部队为结果，使其疲于奔命，首鼠两端，进不得，退不成，在敌军重围中越陷越深的自相矛盾的电令，才是西路军败亡的真正原因。
难道一个运筹帷幄，决胜于千里之外的统帅部失去了理智，失去了起码的判断能力，强要一支孤军在外的疲惫之师，完成自身实则无法完成的战略战役任务，进而把他送上了毁灭的境地。探讨这一点实际是非常痛苦的。但是想到祁连雪峰，河西黄土那被掩埋的万名忠魂，为了告慰他们，我们还是揭示历史的真相吧!
西路军实际是政治的牺牲品，尽管他担负了一定的军事任务，有力地打击了敌人，牵制了四马军力，保证了河东我军在陕甘苏区站稳脚跟。但他的败亡，并不因为是军事。他实际是张国焘分分裂主义路线的最后殉葬品。三过草地的红四方面军，会宁回师时还有三万五千余人，军力是一方面军，二方面军，陕北红军的全部还要多。尽管张国焘取消了伪中央，有限度地承认了错误。但他仍然是最有实力的部队的实际执掌者。稍有机会，松潘战役前的故技将会仍由他上演。中央和毛泽东本人不能不对此有所警惕。以四方面军主力分兵西进，可以掩护侧翼，牵制中央军西方和四马的军力，保证中央红军的安全，又可以成犄角之势相互呼应。
即令西路军败北，也大大削弱了张国焘的实力，并借此可清算张国焘分裂红军的罪行，使由独立山头发展起来的各支红军部队皆听命于中央，防止尾大不掉的现象再次发生。这就是那些自相矛盾的电令的由来。这样做是残酷的，但也是必要的，三十军作为草地行军右路军的主力部队，当毛泽东率领一三军团脱离张国焘急速北进时，并不听命于中央，而仍回建制，足可见张国焘对部队的控制。至于五军，大概不谙政治的董振堂在张国焘另立中央的卓木碉会议上，不合时宜地对五军团长征以来的处境发了些牢骚，为张国焘所利用，由此招致了划归西路军殉葬的命运。事件后，延安批判张国焘时，红军大学四方面军旧将闹事事件至少也可以反证这一点。政治是无情的，有悖常理的，我们不想承认这一点，但我们无法回避历史的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