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往今来的战争史上，不乏以极少胜极多、以极弱胜极强的战例，但更多的是战争双方实力及各种条件的较量。1938年，当抗日战争爆发还不到一年的时候，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就断言，这场战争中国不会速胜，也不会灭亡，而是一场持久战，最后的胜利属于中华民族。后来的战争进程证明毛泽东的判断完全正确。毛泽东据以分析的，有双方的“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有中日两国国情的对比，有国际关系的影响等等，总之是双方实力及各种条件。毛泽东就是从这些条件的对比，得出持久战的结论，他的分析方法，对我们研究甲午战争是很好的启示。
“战争是力量的竞赛”，首先是军力的竞赛。军队是战争的基本工具，我们不能不首先比较双方的军事实力。
1893年，日本陆军有7个师团，将近7万人。甲午战争中，日本动员了预备役，总共动员的兵力为24万人，另有伕役15万多。派到中国和朝鲜作战的兵力是17万多。
军队方面，中国军队名目复杂，很难找到确切的统计，但总数应有100余万。旧八旗、绿营不堪一击，有作战能力的只占军队总数的1/3。日本参谋本部曾估计中国军队的有效实力是35万人。甲午战后的1898年，兵部和户部曾统计各省练军防军为36万人。就数量而言，中国军队显然占优势，但是军队的战斗力并不单由数量决定，特别是近代工业革命以后军队的战斗力。装备、编制、训练、官兵素质和教育程度、士气、战略战术等方面影响更大。
装备方面，大体上是日军优于中军，但并不是象许多人想像的那样相差悬殊。一方面，日军的装备还远远比不上西方列强;另一方面，中国在30年的洋务新政中武器装备也有很大改进。中国陆军武器装备的最大弱点是武器的种类、规格过于混杂，给后勤供应和实战带来了极大的困难。
其他方面，中国军队确实较日军相差甚远。甲午战争时，日本军事制度、组织都已近代化，但是中国军队却沿用原湘军的营制，兵种单一，这种编制适合于双方都没有多少新武器的湘军对太平军的作战，但用在对外战争上，指挥不灵、配合不好的弱点就充分暴露出来，与日军的师团制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中国军队没有严密的指挥系统，没有司令部，没有参谋官，战斗部署只凭最高指挥官一拍脑袋。诸军平时各驻一地，互不隶属，缺乏训练，也从未配合进行军事演习。日本人事后总结：“清军指挥错乱，其龃龉冲突百出，而内部相摩擦，结局减弱对敌之战斗力几何，未可知也。”
军人教育水平方面,中日军人教育水平相差悬殊。日本陆军高级军官有一半或进过本国军事学校、或到西欧学过军事、或到欧洲考察过军事。而中国陆军高级将领没有一个进过新军事学校，他们大多是行伍出身的旧式武夫。中国武备学堂虽也培养出一些学生，却没有给他们指挥军队之权。日本教育普及率很高，因此日本士兵的教育程度也比中国士兵高得多。近代的战争不仅需要新的武器，更需要近代的战略战术，需要懂得近代战争的规律，而近代战争的知识要有知识的人并且要专门研究才能掌握。清军战术上策略上屡屡失误，决非偶然，是因为中国军官不懂近代战争，其受教育的水平太低。
海军军力方面，战争爆发时，日本海军有军舰32艘，鱼雷艇37艘，总吨位59000余吨;北洋海军有军舰22艘，鱼雷艇12艘，总吨位41200吨;另外北洋战舰的功率、航速、舰龄、火炮等均劣于日本，只有定远、镇远两铁甲舰可对日军造成较大威胁。海军的编制、军官教育程度比陆军较为近代化，与日本差别不大，但与日本相比，尚有几个不可忽视的弱点。
其一，是海军首脑部门的缺陷。虽然1885年成立了海军衙门，但该衙门的五大臣奕闇、奕劻、李鸿章、善庆、曾纪泽都另有要职，无一人为海军衙门专官，海军衙门几乎等于空设。不仅如此，海军大臣中无一人出身海军或受过海军训练，担任北洋水师提督的丁汝昌也没有受过海军专门训练。在这种情况下，实在难以制定正确的战略，也难以与陆军协同作战。
其二，海军不统一。北洋海军实力虽已逊于日本，但若加上南洋和广东的几艘能胜任海上作战的舰只，实力便可与日本海军接近。但海军未形成统一指挥，互不统属，结果力量分散。黄海海战后，李鸿章试图调南洋舰来加强力量，但没有成功。威海海军投降时，还发生了降将牛昶昞要求返还原属广东的广丙舰的笑话。
其三，正是由于首脑部门的缺陷，使中国海军缺乏明确、周密的计划与战略，缺乏争夺制海权意识。事实上采用的是守势战略消极防御战略。日本则在开战前就按海军胜利、僵持和失败三种情况制定陆海军作战战略，明确争夺制海权。因此中国海军处处被动。
人、武器、组织制度是军队战斗力的三个要素，缺一不可。自洋务运动以来中国只偏重武器的更新、偏重军事技术，而忽视了制度和人的改变，这成为清军的基本弱点。
中国军队不是真正的国防军，长期以来，它的作用是对内的而不是对外的。虽然自洋务新政以来这种情况有所改变，但不是根本改变。当现实需要它转而对外──防御侵略时，就远远不能得心应手。军队的许多问题，都与它的职能有关。日本学者藤村道生评论：“北洋陆军装备毛瑟枪和克鲁伯炮，所以，在武器方面，它比使用村田式步枪和青铜山炮的日军优越。但它不过是内战用的、示威用的军队。它完全没有近代战争所必须的给养、运输机构和兵站设备。因此，它不能把兵力集中到一个地方，并且机动能力太低，部队转移时总是发生很大的混乱。在这种情况下，它不可能进行运动战，退守防卫就成了它作战的中心。”李鸿章的美国顾问毕德格也曾谈论：“中国素不以与外国战争为事，其兵皆散布各省，由各督抚主政，兵部堂官并无调度会合之权。兵散则力分，故不能与外国争锋。日本改用西法，陆军、海军皆归部臣节制，故能通力合作，积健为雄。此中、东所以异也。”
中日军队的差异，经过甲午一役，中国也有不少官员看出来了。李鸿章在谈判桌上就说，日本的胜利“证明欧洲式之陆海军组织及作战方法，并非白种之民所独擅，黄种之民亦可应用并取得成功”。袁世凯说：“此次兵务，非患兵少，而患在不精，非患兵弱，而患在无术，其尤患者，在于军制冗杂，事权分歧，纪律废弛，无论如何激励亦不能当人节制之师。”张之洞说：“德国陆军之所以甲于泰西者，固由其全国上下无一不兵之人，而其要尤在将领营哨各官无一不由学堂出身。”
总之，军力是中弱日强，中国之弱主要不是在武器上，而是在组织制度、官兵素质、士气和对近代战争规律缺乏了解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