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争：在慈禧的支持下，甲午战争陆海战事的实际谋划、决策多出于北洋大臣、直隶总督李鸿章一身。即便他殚精竭虑，仅靠一个人的见识，难免思维有局限，认识有错误，决策有缺陷。
双方开战后，战术上清军谨遵李鸿章指令，实行“专守防御”“保船制敌”，李鸿章强调北洋舰队要守住海口，拱卫京畿，处处限制北洋舰队的作战行动。丰岛海战前丁汝昌提出大队前往护航，遭李鸿章拒绝，结果仅以“济远”“广乙”舰护航两艘运兵船，在日舰队第一游击队3艘主力战舰不宣而战的突然袭击下，“操江”被俘、“高升”船被击沉，“广乙”搁浅，仅“济远”一舰逃脱，损失极为惨重。黄海海战前中日已经宣战，日舰队的任务十分明确，寻找北洋舰队决战，而北洋舰队的任务却只是给输送清军的船只护航，结果北洋舰队在作战准备、战术运用和组织指挥等方面明显不及日本联合舰队，遭受5艘战舰损毁、官兵伤亡800余人的重大损失。威海卫保卫战则更是被动，清廷内外意见纷纷，在“舰队出击”“拼死一战”，还是“水陆相依”“固守待援”的犹豫中，失去了所有的机会，最终导致全军覆没。
中日陆战中，清军将领的畏敌怯战、贪生怕死，与李鸿章的治军同样有着莫大关联。清驻朝鲜陆军总统领叶志超，在清军占优势的平壤防御战中，竟树白旗、停止抵抗，下令全军撤逃。贪生怕死狂奔500里，逃过鸭绿江。仓皇逃跑间丢下遭遇日军埋伏与敌激战的士兵，致清军死亡近2000人、被俘500余人，断送了整个朝鲜战局。
大连湾守军陆军总兵赵怀业，将战备物资换成白银、化为私财;置金州兵寡而不顾，坐观其陷落。日军尚未抵达大连湾，赵怀业早已闻风溃逃，自动放弃大连湾，将大连湾6座炮台、120余门大炮、246万枚炮弹，德国新式连发步枪600多支，子弹3381万发及没有启封的野战快炮、粮食、马匹、行帐等，拱手留给日军。这些装备成为日军攻占旅顺的物资保障。大连湾码头遂成为日军进攻旅顺的后勤补给站。日军按照赵怀业部丢下的水雷分布图，准确清除了大连湾中的水雷。
日军尚未兵至旅顺口时，清军还在顽强抗击日军前锋，但旅顺地区的前敌营务处总办龚照玙(实为旅顺陆军总统领)，竟置战局及诸军于不顾，自己乘鱼雷艇逃往烟台，随后黄仕林、赵怀业、卫汝成三统领也先后潜逃，致旅顺轻易陷落。旅顺口9座炮台、78门重炮，加之诸多的粮、弹、军用物资、军港设备，悉数被日军缴获。
日军进攻辽东，清军有7万多人，日军只有2万人，而且供应线拉长，后路也有被切断的危险。如果清军能以优势兵力凭险扼守，与敌相持，日军无援兵、缺粮饷，很难坚持，是一次反败为胜的机会，但清军毫无斗志，抵挡不住日军的进攻，不到10天就从辽河东岸全线溃败。李鸿章的幕僚罗丰禄描述这一段战况时说：“倭人常谓中国如死猪卧地，任人宰割，实是现在景象。”
威海卫南岸守军主将刘超佩，弃战乘小艇逃至刘公岛，后逃往烟台。由于主将逃跑军心不稳，缺乏统一指挥调度，致威海港南岸炮台相继全部失守。总兵蒋希夷，受命驻防营口，在日军来犯之际畏敌怕死，竟擅自率所部5营步队逃走，使守城兵力减半，营口只剩3000余人分守炮台，致营口之战敌我力量更加悬殊，没等到清军主力救援，营口迅速失陷。
在整个战役指挥中，李鸿章凭个人主观荒唐行事的例子也不胜枚举。黄海海战后，翰林院联名奏参李鸿章“有银数百万两，寄存日本茶山煤矿公司，其子在日本各岛开设洋行三所”。御使还奏参李鸿章：“米、煤资敌，释放日本奸细。”所谓“米、煤资敌”是指甲午战争前日本向中国订购大米和煤炭，因其属战略物资，宣战后按律应停止供货。但李鸿章强令继续供货“以示信用”。于是3万吨煤炭和3000石大米照常运送日本。
开平煤矿是中国当时最大的煤矿，煤炭亦是战略物资(军舰的燃料)，但李鸿章却坚持由英国的怡和洋行控股该矿。连外国人都认为“李的立场值得深思”。
最失败的策略：依赖外国调停
中日甲午之战，清廷最失败的策略莫过于寄希望于列强调停，迷信“万国公法”及利益制衡。特别是掌实权的慈禧太后等人都是主和派，致使过分依赖外交斡旋而放松了军事努力：“列强必有区处，必有收场”，李鸿章也坚决主张“羁糜为上，力保和局”，于是命令部下“静守勿动”，“保舰勿失”，既贻误了军机，又影响了士气。
李鸿章首先请求英国调停，他考虑英国在华既得利益最多，日本侵华“英人必不答应”。但没有想到英国和日本已经在背后进行了交易，英国照会日本：“中国之上海为英国利益之中心，故须日本政府承认不在该港及附近为战争的运动。”当日本政府承诺英国在长江流域的权益不受影响时，英国不但放弃干预，还与日本签订了《日英通商航海条约》，以示支持。英国外交大臣金伯利说：“这个条约的性质对日本来说，比打败中国的大军还远为有利。”英国甚至对日军击沉本国商船事件保持沉默。
看清英国人的意图后，李鸿章转而请求俄国干涉，因为俄国的势力范围主要在东北，与日本有利益冲突。但这时俄国西伯利亚铁路尚未修通，在远东争夺的筹码还不够，并不想和日本闹翻，只是进行了一番口舌之争了事。担任中国税务司长的英人赫德这样评价：“俄国人在天津挑逗了一番，过了两个星期忽然又推卸了，李鸿章讨了老大一场无趣。”清政府还请求德、法两国调停，结果更是徒劳无益，白白浪费时间。
英俄德法调停落空后，李鸿章还异想天开地寄希望于美国调停。美国回复说：“美国抱严正的中立态度，只能用友谊的方式影响日本。”实际上美国并不是什么中立的态度，而是完全倒向日本。美国驻华公使田贝说：“战争是中国坚持在朝鲜的宗主国地位引起的，过在中国。”美国驻华代办田夏礼说：“应该让战争顺着自己的道路走下去，如果干涉带来和平，那种和平是不能持久的。惟有使用武力才能使这个国家和世界融洽共处，只要清皇朝不致受到威胁，中国的战败倒是一个有益的经验。”田贝还写信给李鸿章：“彻底放弃求得干涉的念头，背向欧洲列强，面向日本。”这里的面向日本，不是指赢得战争，而是求和投降。另外，美国在支持日本侵华的路上远比其他国家走得远，不仅给日本提供军事贷款，派遣军事顾问，运送军用物资，包庇日本间谍，甚至允许日本军舰挂美国国旗蒙蔽中国海军。
列强之间存在着利益冲突，经常会有一些矛盾，但在攫取更大利益方面是一致的。但清政府和李鸿章显然见不及此，对列强“主持公理”抱有过大的期望和幻想。实际上列强真正信奉的是利益和强权。当他们看清日本稳操胜券，必然会倒在日本一边。赫德道出了实情：“所有国家均向中国表示同情，并说日本这样破坏和平是不对的。但没有一个国家采取任何实际行动帮助中国。”
日本外务大臣陆奥宗光幸灾乐祸地说：“清政府自始即采取求欧洲列强干涉，速行中止中日战争之政策，李鸿章屡求各国代表援助，且电训其驻欧洲各国之使臣，使直接哀求各驻在国之政府，中国政府不顾污辱自国之体面，一味向强国乞哀求怜，自开门户，以迎豺狼。”于是，日本加紧进攻以求速战速胜，而中国则在一次又一次的调停中丧失时间和机会，完全陷于被动挨打的境地。在大小几十次战役中，没能组织一次像样的抵抗，正如礼部侍郎志锐所说：“我愈退则彼愈进，我愈让则彼愈骄，彼则着着占先，我则面面受制。”不但外交上毫无进展，军事上也彻底失败，海陆军主力损失殆尽，最后只能投降求和。
清政府的主战派也看出了问题，光绪皇帝下谕旨说：“他国劝阻，亦徒托之空言，应预筹战守之计。”朝臣责备李鸿章，“观望迁延，寸筹莫展，一味因循玩误，险要之地，拱手让于外人”，说得当然很对，但也没有什么用处。李鸿章上边还有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还有军机处，还有慈禧老佛爷，都是主和派，而主战的光绪皇帝、翁同龢等没有任何实权，书生意气，空喊而已，拿不出实际的办法。到了军事上绝望的时候，他们也只能同意进行投降的求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