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不抵抗”的军令让大片国土在短期内迅速沦陷，但让骄狂的日军意外的是，中国军队并没有完全放弃抵抗。有组织的抵抗在江桥、天津、淞沪展开，给日本侵略军以迎头痛击。本文通过叙述江桥抗战、天津事变、“一二八”抗战的展开，展示当年的抵抗 与抵之痛抗之难。
义勇军江桥首挫伪军
江桥抗战是由多次战斗组成的战役，首战之中的首战，发生在1931年10月16日，据”九一八“事变不足一个月。这个义勇军大规模抗日斗争的揭幕之战，击败了为日军充当先锋的伪军张海鹏部。
“九一八”事变后，在日军的拉拢下，洮南镇守使张海鹏于1931年10月初宣布”独立自治“，自封”边境保安司令“。日本人在沈阳所办《盛京时报》10月4日的报道称，张海鹏”所部一个旅三个团，分配各地，担任四洮沿线之警备“。叛国投敌后的张海鹏部，旋即成为日军进攻黑龙江的前锋，沿洮昂铁路进击。洮昂铁路通过嫩江的铁路大桥，当时是一座木桥，被称为哈尔葛(或称哈拉尔葛，蒙古语译音，意为”黑色的崖岸“)江桥。10月15日，张海鹏手下少将徐景隆率部到达江桥一带。
关于当天的一些情况，东北军驻北平副司令行营情报处长沈能毅的电报称：“本日(15日)下午1时，有日军飞机一架由洮南出发，旋向泰来掷弹2枚，复到省城旋转数周而去。查日军掩蔽张海鹏叛军进取黑龙江省城，飞机越过中东路向泰来镇掷炸弹，其居心可见，上电足为铁证。”
在日本飞机来助阵的次日(10月16日)，张海鹏部先锋部队在徐景隆的率领下，沿着洮昂铁路进抵嫩江南岸。《盛京时报》报道此事的标题堪称”嚣张“——《张军振旅进逼，齐齐哈尔休矣》。报道里竟狂妄地宣称：”观其形势，张军于15日日中即可进占该城(指黑龙江省当时的省城齐齐哈尔)。“但这个报道是不完全的。所以其在当天印好的版面上，以紧急补印新闻的方式，发出了这样的消息：”(哈尔滨16日电)张海鹏军与黑龙江军在齐齐哈尔城外开始战斗，形式激烈，胜负未分。“当然，当读者看到报纸的时候，江桥抗战的第一仗胜负已经见了分晓，黑龙江省防军成功挫败了张海鹏部的进犯。
要说明的是，打这一仗时，马占山尚未到齐齐哈尔，率部抗击伪军的，是时任“东北边防军驻江副司令官公署参谋长”的谢珂。谢珂回忆当时向张学良请示，得到回电大意是：“如张海鹏进军图黑，应予以讨伐。”他随后和军官们讨论的结果是“应遵照电令施行，最后决议准备随时迎击。”谢珂还回忆：“16日拂晓，张(部)前锋进抵江桥南端，我军开炮迎击。伪司令徐景隆误触我驻守江桥工兵埋在南岸的地雷身亡。我军当即开出阵地进行袭击，把张逆3个团一齐击溃，四散逃走。同时我军把江桥破坏三孔，阻止敌军再犯。”
曾任洮辽镇守使署军法处上尉军法官的黄显升(瞧这名字起的，跟当时抗战的英雄辽宁警务处长黄显声将军音同字不同)，当时在伪军中任职，他在回忆中详细叙述了击溃徐景隆部伪军的情形：16日拂晓，徐景隆旅长率3个骑兵团向江桥奔来，先头部队抵达嫩江桥南，见江桥北端有兵阻截，就开了火，黑龙江省抗日部队原以为开来的是日军，后来看清了原来是张海鹏的汉奸队伍，向徐宝珍团长报告之后，徐团长立刻下令：“打!”士兵们立刻还击，桥上双方枪弹互射，北岸的大炮这时也响起来了，打的张伪军后续部队不敢前进。徐景隆几次下令要不惜伤亡冲过江桥，可江桥北岸猛烈的炮火，使张伪军不能近桥上一步······徐景隆得知先头部队已伤亡很大，为了扭转战局，他想到前沿看个究竟。就在他观察前沿形势，寻找突破环节的时候，在走动中，踩到了黑省工兵埋在南岸的一颗地雷，炸掉了一条腿，当即毙命。徐景隆一死，张伪军一时乱了起来。黑省抗日军队趁乱冲出阵地，齐向南袭击······在黑省军队打击下，(伪军)前头一乱，后续部队立时溃散，四处逃亡，各奔他乡。
要说明的是，此战发生时，伪满洲国还没有成立，虽然徐景隆的“少将”军衔是张海鹏封给他的，日后的伪满洲国政府却也承认了此军衔，且将其作为“战死第一人”。于是，徐景隆就成了伪满洲国的第一个“少将”，也成为14年抗战里中国军队击毙的第一个伪军将领。
天津再败汉奸武装 日本侵略军通过“九一八”事变占领沈阳后，又将视线投向了华北的天津。这一次，他们用的是“以华制华”的阴谋。1931年10月间，日军从冀鲁豫地区招募了汉奸武装2000余人，在天津日租界秘密训练，然后依托这批汉奸组成“便衣队”武装，发放统一的蓝色服装，并佩戴黄色袖章为标记。
1931年11月8日晚10时许，日军在日租界向汉奸武装发出进攻令，自称是“自治救国军”的“便衣队”分成多路冲出日租界，进攻天津市区的中国保安队和警察的阵地。日军则在日租界内开枪助威。这是继“九一八”事变后，日军第二次在大城市市区制造的事变，史称“天津事变”。因为有日军的督阵和撑腰，汉奸武装公然在占领的建筑物上悬挂日本国旗。
早在事变之前，中国军警就已接到日租界递出的“便衣队”要暴动的情报，河北省主席王树常开会宣布：“我绝不做臧式毅(’九一八’事变时执行’不抵抗’命令的辽宁省主席，后投敌)，当民族罪人，让天津父老兄弟骂我无能。”所以当汉奸武装的行动开始时，中国保安队和一线警察收到的命令是坚决抵抗，他们用迅速果断的还击，宣告天津不是沈阳。驻防天津的东北军独立第15旅也派出一个连(换保安队的制服)上阵杀敌。中国军警齐心协力，连续挫败了汉奸武装的攻势。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军警还勇敢朝日租界内还击。
午夜12时，张学良打电话给第15旅旅长姚东藩：“如果日军发动战争，你在大沽与天津两处，要不顾一切牺牲，支持7天，以待全军集结。”这一军令表现出张学良在“九一八”事变过去近两个月之后，已看清“不抵抗”的恶果，有了抗击侵略的思想。
战至11月9日凌晨0时30分，日军第7联队第10中队的士兵泽田政治被击毙，这是14年抗战里在华北地区击毙的首名日军士兵。日本1932年3月出版的《抗日运动与天津事变》一书里记载：“在旭街(今天津和平街)北端警备中的一等兵(死后升为上等兵)遭到保安队的狙击，，前额被子弹打穿，成为皇军最初的牺牲者，光荣战死。”战斗中，中国的水上警察还从水面与日军展开对射。前述《抗日运动与天津事变》里记载：“5点左右，在山日街(今天津张自忠路)北端警备中的宫本武明曹长(死后升为特务曹长)，遭到了暗藏在白河民船中的保安队的狙击，也光荣牺牲。事态急转直下。”所谓“事态急转直下”，就是汉奸武装虽是“一时占据了城内各机关”，但“不久其阵地就被保安队夺回”。
“抗旨”打响“一二八”
1932年1月中旬开始，上海的局势日趋紧张，日本为了获得侵略借口，连续在上海制造事端。南京国民政府继续“不抵抗”政策，要求驻守上海的第19路军撤退，并派出何应钦劝说第19路军军长蔡廷锴，称：“现在国力未充，百般均无准备，日敌虽有压迫，政府均拟以外交途径解决。上海敌方无理要求，要十九路军(第19路军)撤退30公里，政府本应拒绝，但为保存国力起见，不得已忍辱负重，拟令本军于最短期间撤防南翔以西地区，重新布防。望兄遵照中央意旨。”
据蔡廷锴记叙，1月26日撤退令就已经下达到一线：“政府的撤兵命令已到了，即转令第78师区师长(区寿年)准于本月27日撤退完毕，但宪兵为到接防以前，须留小部队仍在原阵地警戒。命令转下后，相信上海局势会由此紧张而(变得)和缓了。国家屈辱如此，我为军人，殊觉无味。”如果按照这一局势的发展，第19路军本该在1月28日左右将阵地交出，然而就在1月28日夜9时，蔡廷锴突然听说虹口“敌方已吹号集合”。派人侦察，知属实之后，蔡廷锴打电话给在一线的第78师第156旅第6团团长张君嵩。张团长汇报后说：“现在虹口等处商民惊恐异常，宪兵尚未接防。据报敌寇今晚向我防区进攻，请示如何处置。”蔡廷锴立即指示：“倘宪兵未接防，仍须固守原来防线，如日寇无故向我挑衅，我军为自卫计，应迎头痛击。”但张君嵩的上级、第78师师长区寿年在战后说得一段话，也许更接近开战的真实背景：“······是张君嵩不肯交防打起来的，也是我区某不愿做亡国奴打起来的。如果当时照军政部和参谋本部电令行事，还有什么淞沪抗战呢?”
这一违反南京“不抵抗”命令的及时指示，让因为宪兵接防迟缓而留在阵地上的部队，在当夜组织起来，英勇还击了进犯的日军，拉开了“一二八”抗战的帷幕。日军在上海虹口一带率先发起进攻的“上海(海军)陆战队”第1大队第2中队，在虬江路一带的淞沪铁路附近，遇到了第19路军的坚决抗击。该中队的海军三等兵曹宫越光义被击毙在虬江路上，这是“一二八”抗战之中击毙的第一名日军士兵，也正是从这个成绩开始，中国军队在以后的一个多月里持续重创日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