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立人兵变案，又称郭廷亮匪谍案，发生于1955年，台湾白色恐怖时期的政治冤案。中华民国政府指控陆军上将孙立人部属，少校郭廷亮，预谋发动兵变，以此为借口，宣称孙立人“纵容部属武装叛乱，窝藏共匪，密谋犯上”，将他革职软禁。孙立人部属，受到牵连下狱的，有300多人。孙立人兵变案其实是一连串的事件，主要目的是在整肃孙立人的势力。自1950年，蒋介石与情治系统就开始有系统的整肃孙立人的下属，直到1955年，才正式将孙立人解职，无限期软禁。此事件由蒋介石与蒋经国主导，但是蒋介石真实的动机何在，史家仍未有定论。
1949年，蒋介石在内战失利后退守台湾。面对国民党在大陆兵败如山倒的局面，美国政府对蒋介石失去了信心，开始积极寻找替代人选。1949年2月，美国驻华大使馆参赞莫成德向美国国务卿艾奇逊报告说，“我们所需要的是一个能力强、做事脚踏实地的人，不必听命蒋介石，亦毋须服从李宗仁联合政府，而专为台湾谋福利。孙立人的经验也许不足，但其他条件却甚合适”。艾奇逊当即指示，可与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商量，如司徒也同意，则伺机向李宗仁提出以孙立人代替陈诚。1949年5月，莫成德回国，向艾奇逊和国家安全委员会提出：由孙立人主持台湾政局，以此作为向台湾提供经济援助的条件。当时，美国国务院主管远东事务的助理国务卿腊斯克与艾奇逊一样，对蒋介石政权的腐败堕落、丧失民心深恶痛绝，一直积极推动倒蒋运动。1949年秋，他派莫瑞尔去探孙立人的底。孙立人见到莫瑞尔，大发牢骚，但始终没有正面回答他的提问。
1949年12月，美国驻台“大使馆”代办斯特朗和前美国驻台北领事克伦兹抵台。他们向孙立人明确表示：如果孙愿意控制“国民政府”，美国将予以全力支持。孙立人婉拒。然而，美国方面并没有因为孙立人的冷淡而放弃努力。1949年底，蒋介石的心腹郑介民赴美，西美海军司令白吉尔对郑介民露骨地表示，必须任命一位新的台湾省主席，否则他们将撤出台湾。12月28日，白吉尔诘问台驻美武官：为什么“台湾防卫司令”孙立人没有“充分的权力”?白吉尔还对蒋介石的密使说：必须兑现授予孙立人全权的诺言。在美国国内各界紧锣密鼓地倒蒋的同时，美太平洋盟军最高司令麦克阿瑟也不甘寂寞。1950年1月，他派其情报处长韦龙比访台，声称：如蒋不愿离台，则不应干预行政，麦克阿瑟可以派人入台相助。蒋介石断然拒绝韦龙比的提议。
2月21日，麦克阿瑟竟然不与蒋介石打招呼，直接派专机去台湾接孙立人。孙为了表示“清白”，请求陈诚核准。孙立人到东京会晤麦克阿瑟，麦希望他负起“保卫台湾”的责任，并表示将尽力提供军援。孙立人返台后，向陈诚转告了他在东京的情形。孙立人自以为这样“透明”，可免遭蒋、陈的疑心。实际上，不去东京才是最好的选择。在麦克阿瑟以军人的莽撞向蒋介石示威的时候，美国务院和中央情报局已分别拟定了《台湾政变草案》和《台湾可能的发展》。《草案》建议以孙立人为指挥官，以“反共、保台、联美”为主旨，对蒋实行软禁或放逐。《发展》则说：最近几个月，各种报道均暗示，受过美国教育、现负责台湾防务的孙立人，正计划发动政变，俾使蒋介石成为有名无实的领袖，同时铲除其亲信。
在美方日趋明白地将政变计划付诸实施的感染下，孙立人也开始改变其暧昧的立场。1950年3月，美巡回大使吉塞普向艾奇逊报告说：“孙立人将军陷于困境，他向我抱怨无权指挥海空军，亦无人在‘宫中’帮他说话。”随后腊斯克于5月30日向艾奇逊提出长篇报告。报告中建议：应告知蒋介石，要他离开台湾，将权力交给孙立人，然后，由联合国决定台湾前途，台湾获托管后，即可宣布撤消杜鲁门1月5日决定不协防台湾的声明。这也表明美国国务院倒蒋态度日趋坚定明朗。6月19日，美国国务院制定出一份在台实施政变的机密计划。这份计划规定：(一)美国如要达成防卫台湾的目的，蒋介石及其党羽必须离开台湾，将一切权力交给由美国确定的中国人领袖;(二)上述步骤完成后，美海军驻防台湾海域，以防止中共攻台或台湾“反攻”大陆;(三)如蒋抵制这一计划，美国应派出密使“以最严密的方式”通知孙立人，如果他愿意发动政变，则美国提供必要的军援。
档案显示，实施此次计划的密使为美第七舰队司令柯克。他被蒋介石称为“我中国最良之友人”。1949年到1950年初，他为台湾在杜鲁门政府的禁令下购置大批武器立下了汗马功劳。柯克尚未去台湾，形势就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孙立人主动将一封密函送交柯克。孙立人在信中提出愿意领导兵变以除蒋，但要求得到美国支持，至少是默许;他表示，一旦掌权，将制止腐败，并在对付共产党方面，更具弹性(即不强求反攻大陆)。杜鲁门当时虽未立即作出决定，但鉴于其一贯的反蒋态度，国务院并未觉得会有什么出乎意料的决定，所以，艾奇逊等开始紧张地部署政变前的准备工作。1950年6月23日，腊斯克与胡适在纽约布拉萨大酒店会晤，并正式要求胡出面领导反共亲美的自由派内阁以取代蒋，胡表示毫无兴趣，还指责美国在盟友遭难的时候落井下石，不过，他认为蒋不宜再做“总统”。
据档案显示，美国务院拟定的政变日期是6月的最后一个周末，并决定：在政变前，蒋介石“必须被解除权力”。然而，6月25日清晨，朝鲜战争爆发的消息传来，艾奇逊等面面相觑，他们知道，美国的注意力将集中到朝鲜，而在朝鲜激战的时候，是无法在一个并非没有一点利用价值的“盟邦”发动政变的。蒋介石就这样赢得了喘息之机!孙立人虽是良将，但并非“黄埔系”，且早年并未加入国民党，因而始终都不为蒋介石完全信任。由于台海危机情况，加上美国人的情面，蒋介石不得不重用孙立人以防卫台湾，并利用他与美国的良好关系争取美援。但在孙立人就任陆军总司令的同时，蒋经国在蒋介石的授意下，已将特务网络渗透至陆军总司令部，孙的一举一动尽在其监视之下。
1953年3月21日，美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史蒂文森“访问”台北，约孙立人会面。孙立人对史蒂文森说，马歇尔1946年对国民党贪污腐化、没有效率、众叛亲离的批评“绝对正确”，他表示：“国军”仍然是不错的，亦有望“反攻”大陆，但其领导层不行，台湾政府是一个充斥个人权力的老迈政权。孙立人的一番慷慨陈词并没有获得史蒂文森的任何承诺，相反，却为蒋经国的特务提供了“谋叛”的又一证据。1954年6月24日，孙立人被调为“总统府”参军长，实际上脱离了军队。同年12月，美台签订了“中美共同防御条约”，台湾成为美国封锁中、苏的“环太平洋岛屿链”中不可或缺的一环，蒋介石不再担心会因为清除个别亲美异己人士而与美国决裂。于是，“久蓄异志”的孙立人已成为他可以随时处置的俎上肉。
1955年5月25日，台湾陆军少校郭廷亮被捕，经审讯，他承认，时任“总统府参军长”的孙立人指使他在军中联络了大批军官，并派人侦察台北阳明山西子湾、“总统”官邸等敏感地区的地形，企图以武力实行“兵谏”。5月28日上午，蒋介石召见孙立人，说：“你以后少跟政客们来往。”孙说：“是的，我一生最讨厌玩政治和与政客打交道。”蒋说：“这次我要把你给孤立起来。”双方话不投机，不欢而散。6月6日，蒋介石在孙立人等人陪同下，前往屏东机场阅兵。阅兵后，立即产生流言，说有人企图在现场发难，扣留蒋介石，实行“兵谏”，以排除腐败，巩固台湾。
8月20日，蒋介石下令成立以陈诚为首的“九人小组”调查孙立人。同时，为了向舆论、特别是美国舆论显示公正，又下令成立监察院“五人小组”进行调查。1955年10月31日，台湾“陆海军军事法庭”对孙立人作出判决。从此，孙立人被软禁33年之久。这就是国民党退台初期轰动一时的“孙立人案”。1988年3月20日，台湾“国防部长”郑为元来到孙立人家中，告诉他：此后，他享有充分的自由了。3月22日，郭廷亮发表声明，说他当年是在“保密局”局长毛人凤的指使下诬陷孙立人的。1990年11月19日，90高龄的孙立人，在“总算在死前亲得以平反”的慰叹中与世长辞了。
2001年1月8日，台湾“监察院”通过决议，称孙案乃“被阴谋设局的假案”。领公款六十万台币充作孙案专门研究经费的“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朱泫源教授，“进驻孙公馆翻遍了孙立人将军保存的所有文件，和国防部与总统府的所有机密档案文件，并未发现孙立人有任何不法行为”。台湾当局给孙立人“平反”，这是基于政治斗争的需要。事实上民进党处心积虑用张学良、孙立人这些几十年前的旧案来丑化国民党，这是历史研究为政党斗争服务的新鲜一例。孙立人是美国对台阴谋策略的牺牲品，目中无人的他处在那个年代，迟早要出事，何况他毕竟萌生过谋反念头。当时谷正文判断孙立人的部属郭廷亮等人有兵变企图，但为避免牵连孙立人受军法审判，当局使用了“匪谋自首”的罪名处理郭廷亮，这只是处理不当而已。因此，谷正文认为孙立人案并非罗织。然而，真正冤枉的是因孙案受株连的一百零七名旧部，其中三十五人判监十年以上，而被迫提前退役的部属更是数以千计。真正要平反的只是受株连者，而非孙立人本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