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都知道清末国力衰弱，西方列强兵坚炮利，主要是差在火器上。但是我们的火器发展起始早在明朝末期已经大量装备了军队，如果不是一次兵变，历史的进程可能要重新书写。这个兵变就是孔有德的吴桥兵变。
明朝宰相徐光启是一个伟大的科学家，对西方科学非常有研究。在军事方面，他主张学习西方技术，在登州(蓬莱)建立军事基地，从葡萄牙进口红衣一大炮(加农炮)，请来100多葡萄牙的军事人才，指导明军学习火炮使用和建造技术。登州巡抚孙元化正是徐光启的大弟子。
在登州训练的军队中，有两个后来很有名气的人，一个是孔有德，一个是耿仲明。这两个人都是辽东人(现在的辽宁)。原来是明朝皮岛(在鸭绿江口附近)总兵毛文龙的部下，毛文龙战功显赫，但是拥兵自傲，不服明朝名将袁崇焕辖制，放纵士兵，被袁崇焕杀掉了。后来孔有德和耿仲明投靠登州巡抚孙元化帐下，各守要害。
孔有德的部下多为辽东人，与山东不对向来不和。但是这支军队拥有当时最先进的火器，是一支王牌部队，只是一直没有派到战场上。当皇太极率领满族军队攻打大凌河(现在的凌海)，明军祖大寿等部被包围，孙元化派孔有德率部援助，从海上出发，不日，借口北风强劲，退回登州。孙元化有命令从陆路驰援。
大军行动迟缓，行军多日，到达河北吴桥。由于辽东军和山东军政向来不和，一路供给无法保证，军粮基本自己筹措。到达吴桥时，当地政府没有安排军粮，孔有德部下一士兵冲进一当地人家，欲强索一只鸡，这家人家坚决不给，结果发生了激烈冲突。
孔有德等就此举兵叛乱，攻县掠城，一路南下，一直攻到登州城下。登州巡抚孙元化主张安抚这股叛贼，失去多次剿灭机会，只是叛军顺利攻到登州城。另一个辽东将领耿仲明的策应下，加上孙元化对叛军仍抱有安抚幻想，叛军攻下登州。
在叛军一路胜利和朝廷安抚无效的情况下，朝廷派出大军一路攻打，孔有德等率部1万多人投降了满族头领皇太极，同时带走了大量的红衣大炮等火器和有关技术人员，是皇太极的军队攻击力大为改观，致使满足部队以后攻城略地、入关南下更加无坚不摧。
这次叛乱的导火线是一只鸡，但是这只鸡的背后，有深刻的背景和深刻的原因：
一.明朝军队弊端
明朝军队克扣粮饷一时很普遍，士兵掳掠经常发生，尤其辽东为甚。袁崇焕先斩后奏杀了毛文龙后，其部下更是难以控制。加上山东各地对辽东兵另眼相看，不予援助，也是其原因之一。
二.控制不力，犹豫寡断
孙元化虽然战功显赫，但过于相信孔有德等人，把最先进的武器设备交给他们，没有有效地控制这批部队，致使一旦叛乱，反受其制。在剿灭叛军过程中，无论从自身责任来看还是从国家利益来讲，孙元化的犹豫寡断都是致命的。
只是可惜的是，清军占领全国后，清朝皇帝再也没不重视火器更新，武器建设方面就停滞不前了，再也没有徐光启这样的例子了。到了八国联军攻打大沽炮台时，我们的大炮还停留在200年前的水平，任凭僧格林沁的部队凶猛强悍，但是无奈武器落后，只能眼看北京陷落了。可以说这次叛变的历史性后果，其中之一，就是我们在火器发展方面被中止了，可能这是一个对后世影响最大的一个后果了。
吴桥兵变也告诉我们，用人之道至关紧要。有德有才之人，是用人之上选，这样的人，历史不乏其数;有德无才者，其道德榜样作用仍可影响后世，作用还是积极的;无德无才者，其本身也没什么，基本上没什么可怕的;无德有才者，如果驾驭不利，其害之深，影响之深远，其远甚于无才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