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争中，中国惨败于岛国日本，李鸿章经营多年的北洋海军全军覆没，盛极一时的淮军与湘军也迅速瓦解，清朝军制的落后充分暴露出来，引发了许多官员对于改革军队的思考并纷纷提出建议。清廷也觉察到日本是采用西方的训练方法在编练军队，便决定编练新式陆军取代淮、湘旧军，以捍卫岌岌可危的清王朝政权。但正是这支新军力量，成为后来辛亥革命多次起义中的主力，继而变成了清王朝的掘墓人。
武昌首义、辛亥革命的主体是湖北新军，而湖北新军是清末重臣张之洞用了十多年心血训练的一支近代军队。而参与逼宫，彻底推翻清王朝的是袁世凯的北洋新军。这两支新军曾号称南北两大新式军队。
1903年，清政府以推行“新政”的名义，设立练兵处，由奕劻任总理，袁世凯为会办，而后由练兵处制定陆军军制，各省设督练公所，准备用十年或更长时间在全国编练新军三十六镇，每镇包括步、马、炮、工程、辎重等兵种，每镇总人12500余人，由统制率领。
新军的士兵采取募兵制，应募士兵在年龄、体格、文化程度等方面有较严格的规定。中下级军官多由国内各武备学堂的毕业生充任，也任用一些学习军事的归国留学生，或文化素质比较高、眼界开阔的优秀人才。
在这之前，清王朝的军队主要是八旗兵和绿营军。八旗兵长期养尊处优已丧失了战斗力，绿营军后来也腐朽、衰弱下去。士兵在人们心中的形象往往负面、猥琐且丑陋，民间甚至流传着“好男儿不当兵”的说法。
所以，清政府在创建新军之初就很注重军人的文化素质，识字的士兵更容易得到提拔。1905年科举制度废除后，参军便成为年轻人不错的选择，更多的读书人加入军队。新军士兵树立了有知识、有文化、有志气的良好形象，集中了一批当时的社会精英。
到辛亥革命前夕，清政府的新军已编成十三镇。北洋新军六镇为中央军，各省新军为地方军。由张之洞一手训练的湖北新军就属于地方军系统。张之洞重视士兵素质水平，将“识文断字”与“通文理”作为招募士兵的原则之一，使得湖北新军成为当时兵员文化素质最高的一支新军。不仅如此，张之洞选送的优秀留学生归国后，大多在新军中担任军官。这些“海归”在军中任职，不仅提升了部队的整体素质，也使这支新军更加容易接受新的思想。
袁世凯训练新军一切按照德国军队的制度进行，教官主要是德国人，吸引了不少青年才俊参军入伍，新军规模随之扩大至7000人。
从1901年起，袁世凯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和练兵大臣后，大肆扩充军事实力，开始编练“北洋常备军”。徐世昌、段祺瑞、冯国璋、唐绍仪、曹锟、张勋、吴佩孚等风云一时的杰出人物皆出自其门下。
新军这支强大的军事力量早在1898年清廷一次政治风波中，就被维新派盯上了。谭嗣同曾经夜访袁世凯，希望他出于大义动用军队包围颐和园，劫持慈禧太后。袁世凯却说：“我平时训练军队总是教以君臣大义，告诉他们皇上和皇太后如何伟大，你谭大人现在让我去命令他们将皇太后抓起来，我这个命令一下达，他们很可能就先将我袁某人给抓了起来。”
袁世凯的说法证明，当时新军不属于国家，只忠于皇太后，不在政治上保持中立。
然而，忠于清廷的新军，为什么到了关键时刻没有成为大清王朝的“忠诚卫士”，反而成为大清王朝的掘墓人呢?
清廷设置的军队不属于国家而属于清廷，有利于清廷对军队的直接控制，有利于培养军队将领的忠诚。然而，问题在于，军队如果不属于国家，不在政治上中立，军队在训练军事的同时，总是进行政治上的灌输，这实际上是一把双刃剑。
这种灌输无疑打开了另外的一扇门，那就是朝廷可以向新军灌输忠于皇帝忠于皇太后的思想，革命党人就可以在军队中宣传皇上和皇太后罪大恶极，是革命的对象。这些新军士兵具有一定的文化修养，容易受到新思潮的影响，当他们渐渐发现现实真相后，容易走向另一个极端。
这实际上正是湖北新军在武昌首义之前几年间的真实写照，那时湖北新军中流行着一种对国家政治普遍的关心和忧虑，特别是中下级军官和士兵对官方的宣传总是将信将疑。清廷难以抵消革命党人对新军的宣传，在新军军人心目中的合法性也渐渐地失去。
而革命党人在确立了发动新军参加革命的目标后，就着手对新军进行了高密度的渗透。武昌首义是由湖北新军发动的，当时这支新军中军官思想较为先进，普通士兵同样思想开明，这使得湖北新军成为首先支持湖北革命团体的清廷军事力量。武昌当时主要有共进会和文学社两个革命组织。在经过大量的宣传、组织工作后，截至辛亥革命前夕，约有10000人的湖北新军中直接加入革命团体的就有2000多人，还有近4000人支持革命。
就这样，原本以维护清廷统治为目而建立起来的新军，反而以清王朝掘墓人的身份被载入了史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