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8月，“文夕大火”近十年后，香港《华商报》副刊开始连载郭沫若的长篇自传体散文《抗战回忆录》。“回忆录”中郭写到长沙大火，在香港引起舆论关注。又过了十年，《人民文学》再次发表《抗战回忆录》并更名为《洪波曲》，一时在国内引起很大反响。
放火烧长沙，是国民党人在蒋介石指使下所搞的一大功德。他们是想建立一次奇功，摹仿库图索夫的火烧莫斯科，来它一个火烧长沙市。只可惜日本人开玩笑，没有出场来演拿破仑。撒下了一大滩烂污，烧了百多万户人家，更烧死了未有统计的伤病兵和老弱病废的市民，到底谁来负责呢?
在行政上的处分是——18日枪毙了三个人：警备司令酆悌、警备第二团长徐昆、公安局长文重孚。
长沙人不了解真实情况，颇埋怨省主席张文白。事后有人做了一付对联和匾额来讥讽他，流传得很广，匾额是“张皇失措”，对联是“治湘有方，五大政策一把火;中心何忍，三个人头十万元。”在这里面把“张治中”3个字嵌进去了。“五大政策”记不清楚;“十万元”是国民政府对长沙市民的抚恤金。少得太可怜了。
然而冤有头，债有主，埋怨张文白是找错了对头。张文白和其他的人只是执行了蒋介石的命令而已。据我们后来所得到的确实消息，张文自在12日上午9时，曾接到蒋介石的密电，要他把长沙全城焚毁。因此关于长沙大火的责任应该由蒋介石来负，连“三个人头”认真说都是冤枉了的。
行政处分只在乎息人民的怒气，对于满目疮痍并没有丝毫的裨补。警察是跑光了，省政府的高级人员跑到了沅陵。于是长沙善后这一工作却又意外地落到我们三厅的头上。
16日我们到达衡阳三塘之后，17日便奉到命令，要三厅派人火速赴长沙从事善后。这一工作，周公又指派了洪深，要他带领若干得力的人员和两个抗剧队在当晚便赶赴长沙。当大家上卡车的时候，田寿昌自告奋勇，临时参加了。洪与田是大火后最初入长沙的人，掩埋死尸，抚慰居民，安插伤病，恢复交通，实在做了不少的工作。由于工作繁忙，人手不够，19日又由乃超和我另外带了一批人去支援。这时候的善后办事处是设在财政厅里面的。当我到长沙后的第三天，省政府的各厅才有人从沅陵回来参加工作。民政厅长陶履谦、财政厅长尹任先、建设厅长余籍传、教育厅长朱经农，来财政厅拜会我们。我们倒也感觉到有种说不出的情绪。
陈诚和周公都到长沙来过。陈诚是很得意的，长沙善后由他的“部下”来做了一个开端，当然替他增光不少。周公看见大家做得井井有条，也很愉快。我自己很明白：这些完全是在长沙大火中被他短期训练出来的学生，经过了几天的坚苦锻炼，他的学生们是有些进步了。
流离的人逐渐回来了，从废墟中再建长沙的勇气已被鼓舞了起来。以后的工作便不在我们的范围内了。那得让人民的创造力去自谋发挥;而为了减少磨擦，也得早让那些党老爷们去部署他们的威福。
长沙经过大火，大概烧去了十分之八九，而有趣的是我们住过的水风井却没有烧掉。长沙师范里面我们还存着一大桶汽油，竟依然无恙。这大约是我们走得迟，放火队被阻碍了的原故吧?
我们是26日回三塘的。在这之前，我应平江张发奎之邀，曾偕乃超、寿昌二人去访问过他一次。那是24日的事。当晚由张作向导，同去看过一次杨森。那位多子将军送了我们好几根茶树根子的手杖。他谈到地方上有些迷信观音的人在酝酿反战运动，也谈到一些下级政工人员不守纪律，专做特工，一遇紧急，便先行逃跑。仿佛抗战不力就只有那些迷信的地主和特务的政工那样，我们也姑妄听之而已。
但两位将军和我一样都有点奇怪：为什么日本人却停止了进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