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二年己巳之变发生的背景：
历史学家通常把皇太极于崇祯二年（1629）的第一次入口征掠称为“己巳之变”。这次战役在明清易代史上具有极为重大的意义：从宏观上来说，它标志着双方战略形势的又一次重大转变。明朝的堡垒推进、经济封锁和外交联盟政策都在此役后逐渐瓦解，永久性地失去了战略主动。从微观上来说，此役又带出了好几个关键的话题：如督师袁崇焕之因反间而被逮杀；如山、陕、甘等地勤王军之哗变，成为明末农民起义之关键力量；如崇祯又被迫再次加饷，终于陷入财政死循环；甚至因为此役的缘故，九边严防北寇，西北等地得不到米粮接济，饥民大起，从而使得无业游民李自成得以起事，最终成为明朝之掘墓人。种种前因后果，皆在这次事变中交错缠结，令后来读史者叹惋不已。这次战役从崇祯二年十月二十七日金兵入口开始，直到崇祯三年五月底阿敏等人全数退出关外为止，历时七个多月，本文按各种史料略述其发生的背景情况。
天启六年（1626）八月十一日，努尔哈赤死于叆鸡堡，第八子皇太极继位。当时，他所要面对的形势是相当不利的。
从政治上说，努尔哈赤遗命诸王共同议政，皇太极要与其余三大贝勒共同并坐，其权力并不稳固集中，内部斗争十分激烈。
从军事上说，努尔哈赤晚年有好长时间并无征战，最后一次大的战役败于宁远城下，军队士气不振。在战略形势上，后金虽然开疆拓土，但困难相当之大：西南面是坚固的宁锦防线，从正面硬攻伤亡必重，也没有什么意义。东面是朝鲜和明朝的毛文龙部，虽然力量不强，但总是在后方不断骚扰，是一大隐患。而且毛文龙的海上基地成为辽东汉人逃难的收容所，从辽东前后逃去之人“数十万计”。
八旗人口有相当大的比例要连年征战，耕作劳动大多靠辽东汉民和奴隶，难民不断逃走，严重损害了后金的经济力量。而西面则是四分五裂的蒙古诸部，虽然从努尔哈赤起后金就把与蒙古的联盟看作最重要的政策，不断拉拢之，但由于各种原因，这些部落并没有完全归附。除了与科尔沁等部关系比较稳定外，蒙古最强大的察哈尔部林丹汗与后金长期交恶，势不两立。邻近的喀尔喀部在明朝的挑拨利诱下，前后三次背盟，进攻科尔沁，袭击后金的使者，抢掠财物。土默特、敖汉、奈曼、喀喇沁等部散居各处，并不听命。后金在军事上处于一个孤立的被包围状态。
经济上说，皇太极继位不久后，辽东便发生了饥荒。到天聪元年（1627）六月，每斗米的价格竟涨至8两银，出现了人吃人的情形。后金手里虽有银两，四面是敌，无处贸易。在这种情况下，逃人日多，一位叫岳起鸾的生员上书建议说，应当与明朝讲和，不然恐怕“我国人民散亡殆尽”。
在种种不利面前，皇太极表现出了他的雄才大略。他首先派兵击败了蒙古喀尔喀部，然后借袁崇焕派人来吊丧之机，开始了与明朝的议和行为，以稳住正面局势。有些人认为皇太极的议和是真心实意，因为国力不济而求和，但从历史情况来看，这种说法很难成立，所谓议和很大程度是一种政治手段而已。在正面和谈的掩护之下，后金迅速制定了攻击朝鲜，并剪除毛文龙部的方略，发动“丁卯之役”。不久朝鲜战败，被迫谈和，与后金订立“兄弟之盟”，并给予一定的经济援助。毛文龙部绝大多数则被赶入海岛，失去了陆上基地。皇太极东面的后顾之忧基本解决了。
在后金用兵朝鲜之际，明朝的辽东巡抚袁崇焕也没有闲着。他不愿冒险发兵援救朝鲜东江，也不肯往征后金沈阳大本营作为牵制，只是派遣一支部队在三岔河口虚张声势。袁的算盘是，趁皇太极东面用兵之际，赶时间抢筑锦州、松山、杏山、大凌河、小凌河一带的城堡，将明军的防线由宁远再推进200里。由此“且耕、且筑、且前”，“而锦义、而广宁、而辽沈，步步打实做去”，一路把堡垒修到沈阳城下。按袁崇焕的设想，只要一路稳扎稳打地修筑城堡，就能“前后四年，便可制胜”。他后来复出后大言“五年平辽”，实际上并非一时心血来潮之言，而是他一贯对于自己战略的乐观估计（或者说夸大估计）。
但实际上，明朝不可能一路安安稳稳，不受打扰地实行他们的堡垒战略。皇太极决不能容忍明军的城堡修到锦州附近。四月十八，征朝鲜之兵刚回到沈阳，喘息未定，五月初六，他得知明军在进行修筑，即刻再次出师征明。明军的大凌河、小凌河诸城尚未修竣，又被毁坏。但锦州已经完工，大将赵率教领兵固守，皇太极几次攻城，都不能攻克，伤亡惨重。再攻宁远，也没有机会。加上此次兴兵，原本是仓促之举，酷暑炎热，许多士兵死亡，被迫撤围退走。这就是明军著名的“宁锦大捷”。
后世论者多着眼于明军战术上的胜利，却看不到在战略上，后金其实略占便宜。明朝实际上是以牺牲朝鲜和毛部的代价，换取时间来巩固锦州一带，目的是想以此为跳板再往义州、广宁方向前进（当然，若全力救朝鲜，可能要提前冒险进行决战，对明亦不利）。但朝鲜三个月即已不支，皇太极达到目标后，回师攻锦实乃必然的应着。纵然仓促，却也是势在必行。从结果来看，虽然锦州不能攻下，但外围城堡都被拆毁，明军一路筑城前进之势遭到了抑制，而且在很长期间内都无法恢复，明方的战略目标终于无法实现。
事实上，锦州被围，明方损失亦重，特别是塔山被占，宁锦间顿时音信不通，沦为孤城，这使得战后朝野间立即出现了对该不该守锦州的质疑。当时的蓟辽总督阎鸣泰提出：“锦州遐僻奥区，当日议修已属失策。” 他的意思是，锦州一城，本来无险可守，就算失去了，对关门重地也不会有什么影响。但锦州离沈阳过近，欲修欲守，必定招来兵衅，而且锦州孤悬，又不能呼应宁远，“以区区弹丸，几致挠动乾坤半壁”。既然明军还不想，也无力与后金决战，就应该退一步放弃锦州，先保宁远。同时在山海关、蓟镇练兵为上。锦州不是不守，但只能驻少量兵力“以为虚着”而不应“泥为死局”。“锦州之守，原属非策。今即误矣，岂容再误？”
明朝的武将们也对守锦州提出异议，驻守该地的总兵尤世禄称锦州“城池遭雨崩颓，万不可居[16]”，撤往杏山。驻塔山的侯世禄也认为塔山不是可守之地，想要“移置别所”。
兵部侍郎霍维华比较得失后，仍然觉得“锦城已守有成效，决不当议弃。[18]”但他也提不出什么好办法，只说“贼至，则坚壁清野以待。”之前不久，袁崇焕已被弹劾不救锦州，“暮气难鼓”而辞去，王之臣接任督师，守锦州守到次年二月，终于放弃。在史料中一时难以找到最后弃锦的确切原因，但至少到了崇祯元年三月，明军已放弃锦州、塔山、杏山一带。该年五月十一日，皇太极派阿巴泰、岳托等率兵3千，破坏了锦州、高桥、杏山三城，并毁掉十三山以东台站31处，更向西攻击明军大兴堡，未果。至此为止，袁崇焕第一次与皇太极议和所争取到的成果已经因为各种原因，丧失殆尽，所修城堡全数被破坏，空费了时间金钱人力。后金虽有宁锦之败，但其战略目标基本达到，更破坏了明方的策略，进一步争取到了主动权。
在蒙古方面，皇太极也有意外之得。天启、崇祯之交，自小王子东迁后一直在兴安岭一带游牧的蒙古察哈尔部（明人称插汉）终于不敢和后金决战，在林丹汗（明人称虎敦兔）的率领下又往西迁。林丹汗是成吉思汗的子孙，号称全蒙古的大汗，控制40万大军，但实际上许多部落并不听从他的命令。林丹汗试图重新统一蒙古各部，发兵攻打土默特部博硕克图汗（明人称卜失兔），将其击败，逃往鄂尔多斯。他随即又攻打喀喇沁白言台吉诸部，激起蒙古各个部落的一致反抗。天聪二年，他与各部联军在土默特赵城大战，虽然获得惨胜，但引起的仇恨越来越大，各个部落都纷纷叛去。喀尔喀五部、奈曼、敖汉、炒花、喀喇沁残部等都一窝蜂地投向后金，其中喀喇沁的投靠对于后来的入口尤为重要，后文将进一步详述。
皇太极对于来投的蒙古诸部极为重视，给赏联姻，并于天聪二年九月率领诸部出征察哈尔。这样一来，附近的蒙古部落都成为皇太极的盟军，为绕道南下，从长城入口创造了条件。
在明朝方面，天启皇帝朱由校于天启七年（1627）八月病死，其弟朱由检继位，是为崇祯皇帝。崇祯上台比皇太极要晚一年，当时年仅十七岁。这位少年皇帝马上展现出了过人的权谋，他不动声色地布置准备，然后干净利落地除掉了权倾一时的大太监魏忠贤，并清理了所谓的“阉党”。当初被魏忠贤一伙所排斥罢免的官员又被纷纷启用，崇祯元年四月，起用袁崇焕为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督师蓟辽，兼管天津、登莱军务。袁崇焕疏辞，不许，于是赴任，于七月召见于平台。他在与皇帝的对答中，慷慨自许，夸口要“五年平辽”。崇祯大为宽慰，温言答之，赐其尚方剑，蟒玉、金币，并保证尽量满足他的一切要求。
袁崇焕出关后，首先处理了宁远因为欠饷而致的哗变，然后修城堡，清兵额，统事权。崇祯二年六月五日，他假意召皮岛总兵毛文龙议饷，于双岛以尚方剑杀之，并收编其统辖的东江镇部队。与此同时，袁崇焕又积极与皇太极展开第二次议和，双方往来的书信从崇祯二年正月起一直到皇太极出兵之前，络绎不绝。
在这样的背景下，皇太极于十月二日突然起师伐明。这一次，金兵不再硬攻宁锦，而是取道蒙古，破长城隘口而入，直捣内地。“己巳之变”发生了。
也怪不得崇祯要把袁崇焕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