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初期，国民政府情报部门所破获的黄浚父子叛国案被人号称为民国史上最大一桩日本间谍案，曾引起社会的轰动。然而破获的过程，在当时却是秘而不宣，中国档案出版社出版的《国共抗战大肃奸》一书披露了详细的内幕。
黄浚是国民政府行政院的机要秘书，其地位仅次于秘书长，深得汪精卫的信任和欣赏。此人早年留学日本，回国后长期在北洋政府任职，与北洋各要人及前清遗老遗少多有来往，因此十分熟悉前清的掌故和历史，撰写了一部约数十万字的近代笔记著作《花随人圣庵摭忆》，内容丰富，精彩纷呈，在当时非常得好评。他的诗、词、书法文章俱佳，可谓才名满天下，比如梅兰芳先生的拿手戏《天女散花》，就是由黄浚创作的。
像这样一位大才子，很难想像他竟是一位日本间谍。
他的身份暴露缘于江阴要塞泄密案。
在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从战略角度出发，在华东开辟新的战场，在筹划淞沪之战时，曾有方案，以海军突然封锁长江下游最狭窄的江阴要塞江面，既防止日军舰队从上海进攻南京，另一方面拦截并猎获当时处于长江中上游的日舰日船，一举取得战略上的先手。
这是当时的最大军事机密，除与会的几位高级将领以及担任记录的机要秘书黄浚外，无人知晓。此次会议的时间是在1937年8月5日，然而从6日起，在长江中上游沿线各港口及江面正在行驶或停泊的日军船只全部升火飞速驶向长江下游，冲过江阴要塞。而在重庆、武汉、南京一带的日本侨民也都突然停止一切工作与活动，随日船撤离。许多人甚至丢下了贵重的物品而不顾，有的连摆上桌的饭菜也没来得及动筷子就匆匆上船而走，这一切都表明他们是突然得到消息的。
因为日方事先得到消息，中方的这次行动没有收到奇效，仅捕获了两艘日本商轮。因此日本海军全身而退，在后来的淞沪之战中，给中国军队造成了重大损失。
很明显，中方高层人士中出现了“内鬼”。
战事发生后，因为战场形势危急，身为中方最高统帅的蒋介石几次要到前方督战，但因日本飞机对南京到上海的铁路进行了严密的封锁，狂轰滥炸，很不安全。新任副参谋长白崇禧因此建议道，因为英国驻华大使许阁森将去上海接见英侨，可以搭乘他的汽车，以避免日军飞机的轰炸。蒋介石对这一意见表示了同意。到了第二天，蒋介石却临时改变了主意，一者另有要事脱不开身，二者他也不愿为了躲避日机而乘坐挂有英国国旗的车。结果，许阁森在半道上即遭到日机扫射，且身受重伤，生命危险。英国当时是中立国，许阁森的座车上又有明显的英国标志，为什么日机不惜冒犯国际公法和开罪英国而开枪开炮，显然他们知道蒋介石将乘坐此车，他们是冲着蒋介石来的。
那么，他们是怎么得知这一消息的呢?
军统局负责人戴笠受命调查此事。他首先将江阴泄密案与这一事件串并起来，发现能知道这两次事件秘密者并不多，在一一进行排除外，将目光锁向了黄浚。于是进行了秘密的监视，从中又发现黄浚及他那位在外交部供职的儿子黄晟与汤山温泉俱乐部的一位女招待有频繁接触，军统特工随即对那位女招待展开调查，吃惊地发现这位女招待竟是一位日本特工，叫南造云子，因此决定收网。
黄浚父子被捕后，对所犯罪行供认不讳，不久即被国民政府明令枪决。
而南造云子却出人意料地从国民党监狱脱逸，这又是一个不解之谜。此人后来在上海蒋汪日特工战时被枪击而死。
黄浚间谍案被破获的经过除以上说法外，戴怡康在其所撰《英国大使被狙击的幕后》一文中另有补充，在江阴泄密案和狙击英国大使案发生后不久，又发生了一起中央军校逃车案，日本间谍再次将暗杀的目标指向蒋介石。
这件事让蒋介石尤其恼火，他是以黄埔起家的，所以在南京时，大都住在中央军校内，因为他以为住在他的学生中间是最安全的。现在，最安全的地方也不安全了，这使他感到日本间谍的可怕。
此事发生在9月初的一天，中央军校内举行“扩大总理纪念周”，中央党政军各部大员及蒋介石本人都届时出席，因此警卫也特别严密。就在大家静候蒋介石莅会时，会场上发生了一阵骚动，不一会有人报告，有两名嫌疑人企图混入会场，被识破后乘坐一辆轿车逃跑了。
事后，军警进行了调查，判断那两名嫌疑人很可能是日本特务，目的就是企图刺杀蒋介石和其他军政大员。然而这两个特务如何能混入中央军校，又如何知道蒋介石要参加会议呢。
军警清查了那天校门登记的进出中央军校各单位参加会议的官员车号，最后发现那两名嫌疑人乘坐逃走的轿车竟是黄浚的轿车，从此揭开了黄浚的面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