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三十载，我日本之国事，遭若何等之辛酸，厥能免于垂危者，度阁下之所深悉也。当此之时，我国实以急去旧治，因时制宜，更张新政，以为国可存立之一大要图。今贵国亦不可不以去旧谋新为当务之急，亟从更张，苟其遵之，则国可相安；不然，岂能免于败亡之数乎？”这是一封闻名于史的劝降信，堪称“史上最牛”。
1895年2月，中日海军在刘公岛决战、北洋舰队陷入绝境的最后时刻，日本海军统帅伊东佑亨提笔给中国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写了上述劝降信。此信牛就牛在“见识”二字。伊东佑亨这封信的中心思想是“缴枪不杀”，但此信的价值，不在招降，而在揭示了“国之强弱根本”。在海军司令对海军司令的劝降信中，胜方不谈海上战技与战绩，而大谈政治。字里行间，透露出日本军人对“国家强弱根本”认识非常到位———中国甲午战争之败，不是战舰之败，而是体制之败。中国海军败亡的命运是注定的。因为“国家存立之本”，不在“坚船利炮”之技，而在于“去旧更张”之政。
这封劝降信，也为中国海军的完败、日本海军的完胜，做了非军事非技术、而是政治上的总结。同时也等于告诉对手：为什么日本是中国的天敌。因为在“新政”的较量上，日本远胜中国一筹。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军营，出现了一大批精英军官，外能谋敌、内能谋国。他们与中国清朝军官的本质区别，首先不在指挥作战能力，而是在于“政治水平”。诸如陆军统帅山县有朋，在中日甲午战争的陆地战中，每攻下东北重镇，总授意起草安民告示，宣扬日本“之所惩伐在满清朝廷，不在贵国人民也”，号召中国人“察天人之向背，而循天下之大势，逐满清氏于境外，然后革稗政”。在这些日本将领看来，世间“才器”，装着最重要的东西，不是技，而是政——小才曰技，大才曰政。
近代日本对中国的自信，就是建立在此基础之上的——“旧政”之国必弱，“新政”之国必强。“旧政”中国必然不敌“新政”日本。不要说十九世纪“弱中国”，就是中世纪一度征服欧亚大陆的“大蒙古国”，后来不是又被复兴的汉族人赶出中原、渐次还原为草原游牧部落吗？透彻的道理就摆在那：蒙古人不缺战马、宝马良驹一应俱全，然而蒙古帝国不懂政治，乃至终有一溃、打下疆域还是吐了回去。19世纪中叶，同在落后国家行列挣扎的中国和日本，处在同一条起跑线上，中国甚至比日本还略早些起跑——洋务运动明治维新早八年。但是，由于对“才”的理解不同，一个抓技术，另一个抓政治，结果霄壤之别。在向西方学习时，日本提出“和魂洋才”口号，日本的所言“洋才”，从字面看，与中国“师夷长技”差不多。二者的区别不在字面表达上，而在内容与手段的把握。
后人在评价晚清“师夷”这段历史时，亦看到了内容的局限。譬如《海国图志》作者魏源的眼力就有限制级，他就“技”论“技”，在论述“技”的内容时，魏源说：“夷之长技三：一战舰，二悟火器，三养兵练兵之法。”可见，兵器和兵法是魏源重点关注的“夷之长技”，此时他虽然比一般国人眼界宽，但却宽得有限。当你只停留在军事硬件，不知它背后的政治软件，你就不能真正克敌制胜；当你不知道“技”的来源，你就无法得到“技”的真传。“师夷长技以治夷”之“技”本身就决定了“师夷”局限。对于“夷技”的来源，大清君臣大都一知半解，他们在“师夷”的内容上坐井观天，把“夷之长”局限在“先进武器”与“先进技术”上。显然，他们眼里只有“小才”，没有“大才”的概念。
而邻国日本却一步跳出井外。把“洋才”外延无限扩大，日本不仅在“师夷”上，牢牢把握一个“师”字（不是“买”），而且在“夷之长”上也眼界远大，从科技扩大到政治。在“师夷”上，日本真正抓住了“夷之长”的精髓。他们知道，醋打哪酸，盐打哪咸，提升科技之本，在于改变国内政治制度环境。所以他们虽然不是在东亚第一个提出“师夷长技以治夷”，但却真正把这句口号变成现实。他们不仅师到夷之精髓，而且还再创造应用，从而后来居上，成为夷中之强。晚清中国的改革之所以没有达到强国目的，是因为“抓小放大”；日本的改革之所以立竿见影，是因为他们“抓大放小”。广义的“才”，少不了“政体”这个超大容器。正因为日本人把“政体”看成一个国家的最大之才，所以，明治维新其实质是一场政治革命，理所当然地达到了富国强民的目标。而晚清的那场洋务运动，充其量只是一场有限的技术模仿，所以尽管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但还是继续弱下去，他们至死也不愿承认：弱国弱于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