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洛太”决定在天皇诞辰庆典上刺杀白川义则
白川义则是一个双手沾满中国人民和朝鲜人民鲜血的刽子手、战争狂人，曾参加过侵朝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他1876年出生于日本爱媛县，1911年，任关东军第11师团参谋长，1925年晋升为陆军大将，任陆军省大臣。
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他就任上海派遣军司令官，
立即增派2个师团及第3舰队等部队入侵上海，发起新的总攻，并命令100架飞机在上海市内狂轰滥炸。飞机炸毁了大片的建筑，致使数万人丧命。他这一侵略行径引起上海人民和旅居上海的各国侨民强烈愤慨，特别是朝鲜侨民更加怒不可遏，决定要配合中国人民进行反侵略斗争。当时在上海有一个名叫“太洛太”(即武工队)的组织，专门从事刺杀日本高级军政要员的活动。它是“韩人爱国团”领袖、朝鲜独立党党员金九(化名李春山)于1930年年底秘密成立的。
在金九主持下，“韩人爱国团”多次开会研究，利用侵华日军将于“天长节”(日本天皇诞辰纪念日)这一天在虹口公园举行庆典的机会，除掉在上海的包括白川义则在内的日本高级军政要员，并决定由“太洛太”成员尹奉吉和李东海执行这一任务。
当时尹奉吉和李东海都是二十三四岁的青年，两人都会说一口流利的日语，而且具有丰富的秘密斗争经验，是“太洛太”的骨干。
为了保证刺杀活动成功，金九把两枚特制的烈性手雷分别安装在日本军用水壶和日产便当(饭盒)内。
刺杀行动以尹奉吉为主，李东海掩护
准备就绪后，“太洛太”于4月26日10时在法租界霞飞路宝康里27号召开宣誓会。尹奉吉胸前挂着誓词，左手拿着特制的手雷，与李东海并肩肃立在“韩人爱国团”团旗前，发出铿锵的誓言：“我宣誓，作为‘韩人爱国团’的一员，决心以赤诚之心，诛戮侵略中国的日军将校，以期还我祖国之独立与自由。大韩民国36年4月26日，尹奉吉、李东海。”
誓毕，金九举起照相机，“咔嚓”一声拍下这个有历史意义的镜头。随后，金九左手挽着尹奉吉，右手挽住李东海，心情沉重而严肃地说：”这次行动以尹奉吉为主，李东海掩护……”
4月29日8时许，尹奉吉身着笔挺西装，肩挎军用水壶，一手提着饭盒，一手摇动着太阳旗，与其他日侨一道，若无其事地进入虹口公园。而李东海则留在公园外接应。
9时整，庆典开始。日军为了显示军威，首先举行阅兵仪式，鸣放礼炮21响。接着在第9师团师团长植田廉吉指挥下，第9师团主力——第11、第14师团，军直属部队以及海军和航空兵部队依次通过检阅台，接受白川义则大将和日本驻华公使重光葵等军政要员的检阅。
10时30分，所谓的军民联欢会开始举行。会上，白川义则、重光葵、第3舰队司令官野村吉三郎海军中将等一个接一个发表歇斯底里的演讲，无耻地鼓吹“侵略者有理”、“侵略有功”论，大肆叫嚣“武运长久”、“圣寿无疆”等等。
这时尹奉吉看看怀表，时间还早，就先悠闲地在园内四处观看。一直磨蹭到11时左右，他才挤到检阅台左角前10米处。尔后，他点燃一支烟等待时机。
白川义则“乘军舰而来，躺棺材而去”
11时40分，演讲完毕。在雨雾弥漫之中，全场1.3万名日军官兵和数千名日侨扯着嗓子高唱日本国歌，注意力都集中到检阅台上的两面巨幅日本国旗上。这时，尹奉吉扔掉烟头，拿起水壶突然将手臂向后一伸，“嗖——”的一声，把水壶抛了出去，准确地落到检阅台的中央。
“轰!”的一声巨响，顿时检阅台坍塌，血肉横飞，一片鬼哭狼嚎之声。白川义则被炸得遍体鳞伤，皮开肉绽，像血人一样;重光葵被冲击波抛上半空，犹如风中之叶，落地后右腿血流如注;其他军政要员也多处受伤。检阅台上，无一人幸免。
顿时，公园内一片混乱，日侨争相逃命。尹奉吉本来可以乘机脱身，但他为了避免牵连其他在沪韩人，毅然挺身而出，站在一个高台上，高声喊道：“来抓我吧，炸弹是我扔的。”“抓住他!抓住他!”日本军警听到喊声立刻蜂拥而至，把尹奉吉逮捕起来。
囚车开走之后，在公园外等候的李东海才匆匆撤离。
这时被炸伤的日本军政要员被紧急送往各大医院进行抢救。当时白川义则被送进平凉路的日本兵站医院。这是一家日军在上海最大、医疗条件最好的医院，但也并没能挽救恶魔的性命。白川义则因伤势过重，于5月26日毙命。当时，中国报纸刊登这则消息的标题是：“乘军舰而来，躺棺材而去。”
尹奉吉被捕后，被关押在上海日军宪兵总部看守所，警戒十分森严。日军当局采用车轮战的方法，对尹奉吉进行了连续几天的严刑拷打和审讯，企图撬开他的嘴，从而破获朝鲜侨民中的反日组织。虽然他们把宪兵队的各种刑法全部都用上了，但是几死几活的尹奉吉始终一口咬定，爆炸案只是他个人的复仇行动，与他人无关。
5月初，按照天皇的手谕，尹奉吉被解往日本，关押在金泽监狱，由东京军事法庭审理。虽然，他再次经受了种种酷刑，但始终没有供出“韩人爱国团”和“太洛太”的组织情况。当年12月19日7时40分，在狱中，尹奉吉被使用最残酷的刑法、以木刑架分尸而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