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东北沦陷后，上海抗日救亡热情高涨，工人、学生、教师，很多人都自发组织参加军训，扛起枪学习三点一线，并且最终走上抗日战场。《义勇军进行曲》写的就是中国义勇军的抗日精神。
“这是非常值得纪念的，民众自发开展如此大范围长时间的爱国救亡运动，在世界历史上都很罕见。”抗日战争史专家苏智良评价道。
民间从戎 一呼百应
杨克林是民间著名的抗战研究者，多年来，他致力于抗战历史资料的收集和采纳，跑遍包括中国大陆、港台及东亚、南亚、欧美等地，采访过包括张爱平、杨成武、萧克、蒋纬国、宋美龄、张学良在内的海内外大批重要当事人，收集了大量完整的文字、影像史料。
目前，关于抗战中上海市民义勇军的资料非常有限，王屏南作为市民义勇军的领袖，他的资料，杨克林是1999年到香港采访其子王宇钦获得的，王宇钦现在已故。
王屏南1893年出生于莆田，15岁只身到上海谋生，成年后进入上海法政大学半工半读，毕业后在上海当时的四马路开办律师所，“九一八事变”爆发，东北沦陷，王屏南义愤填膺，立即着手编印《御海》周刊，大力宣传抗日救国。
“九一八事变”，让上海各界人士群情激愤，“凡有血气，莫不同仇”，民间抗日救国义勇军应运而生。1931年10月5日，上海第一支民间义勇军——上海福建路商界联合会最先成立，共有成员300多人，王屏南是领导人之一。
联合会确定了要训练自己的武装力量北上抗日的行动纲领，“不灭倭奴誓不还”，王屏南被推选负责武装力量的训练。很快，“民间从戎”的壮举就在上海各地呈现燎原之势，一支支义勇军相继成立，越来越多的民间爱国人士穿上军装，仅仅两个月之后，上海各团体抗日救国会都成立了抗日救国义勇军委员会，编训的义勇军人数超过4000人。
枪炮稀缺 训练有素
“上海民间义勇军在1931年10月之后陆续成立，经过训练和发展，最终在1932年淞沪抗战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苏智良说。
王屏南作为上海市民义勇军第一大队大队长，手下有近200名义勇军队员，他们中，有的是码头工人，有的是商店店员，空有一腔爱国热情，却没有半点军事基础。
如何训练这支“杂牌军”？有的队员没过几天就打起退堂鼓，请假的也有了，装病的也有了，如按军纪，这些溜号的人应该押送指挥部法办。但王屏南想出了一个特别的办法并起到效果：他让逃跑的人公开念检讨书，当众悔过自新，在这之后，军纪得彰。
王屏南在大场阵地，教义勇军队员如何建工事战壕和躲飞机轰炸。
市民义勇军没有枪，王屏南找到当时驻守上海的十九路军，软磨硬泡，讨来了60多条枪。200个人怎么分60条枪？王屏南提出，会打枪，且打得准的人，拿枪。其他那一百多号人，就拿梭标，准备与日本兵贴身肉搏。
经过三个多月的训练，市民义勇军的表现获得十九路军肯定，让他们开赴嘉定城接管那里的防御工作，6小时急行军凌晨到达嘉定，整个行军过程中，队伍秩序井然无人掉队。百炼成钢，王屏南训练出来了一支成形的军队。
击退日军 扼守宝山
1932年1月28日至3月3日的淞沪抗战，有两支上海民众义勇军真枪实弹上了战场。一支是退职军人义勇军，成员都是上海本地的退伍兵，有作战经验，“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便聚在一起。在闸北保卫战中，他们伤亡4人，打死20多个日本兵，缴获枪支40余支。
另一支，就是王屏南的上海市民义勇军，此时他们已经入编，成为十九路军义勇军第二大队。“一·二八事变”爆发后，日军强攻吴淞口，第十九路军七十八师第一五六旅旅长翁照垣命令市民义勇军防守宝山，留给他们8箱手榴弹，共计400颗。王屏南如获至宝，立即带领义勇军用重量与手榴弹相仿的铁球训练投掷。
战事发展瞬息万变，3月1日，日军突然改变方向，7艘日舰的舰首都对准宝山，同时排成一字长蛇阵，将炮口对准了阵地前沿。仰视天空，黑压压的日机蜂拥而至。下午4时，日舰炮击、日机轰炸几乎同时开始，日军用机枪向岸上扫射。而王屏南率领市民义勇军藏身掩体，一弹未发，他在等待日军进入有效射程。随着一声“打”，市民义勇军的手榴弹刷刷地落进日军阵营，日军猝不及防，纷纷落水。最终，日军的军舰只能掉头退出。
日军从宝山登陆的企图失败，败在一支业余军队手上。
第十九路军总指挥蒋光鼐说过，“上海工人、学生、妇女纷纷成立抗日义勇军、战地服务团和救护队，他们深入前线，协同部队作战，使淞沪抗战成为一场轰轰烈烈的群众抗日运动，第十九路军才能以劣势装备与日本部队交战一个月零二天之久。”
1932年4月29日的《新闻报》曾刊登翁照垣旅长致函上海市商会褒奖王屏南：“上海市民义勇军大队长王屏南，自追随本旅，努力御侮以来，志行可嘉，兹请贵会对此集团善予维护，并请唤起市民一致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