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兵档案】：黄殿军，男，１９２３年出生在吉林省靖宇县（１９４６年前叫濛江县，后为纪念杨靖宇将军改为现名）龙泉镇，１９３６年参加东北抗联，担任第二军第二师师长曹亚范的传令兵，参加了抚松、大蚊子沟、白家堡子、三道庙等战斗，１９４０年随部队化整为零，转入地下，坚持抗战。解放后，在家乡务农。
青山处处埋忠骨，何必马革裹尸还。在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残酷战争中，中国无数烈士甚至没有留下一个坟茔。
然而，这样一份民族的壮烈，也注定了一个老兵的难圆之梦。
当年，第一次举起一把锈钝的柴刀，冲向烧毁家园的日本侵略者，他仅仅１３岁，还被抗联战士们摸着脑袋喊“黄小孩”。
如今，９２岁的黄殿军，像一根细长的竹竿，静静躺在炕上，连翻身也成了难事。可听到记者到来，他还是让儿子黄贵清托着后背撑起身，“现在，我就想到牺牲的战友坟前上炷香，告诉他们，咱们过上了好日子！”
黄贵清说：“父亲常提起这事，可由于那时抗战形势严峻，牺牲的战友早已尸骨难觅，哪还能找到一座坟呢？”
黄殿军从小住在吉林省靖宇县龙泉镇，“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人来到他的家乡，把全村人都赶到山下，圈到屯堡里看着，企图隔绝群众与抗日武装的来往。
１３岁那年，日伪军强迫当地群众去修路，连妇女儿童也得去抬土石。“肩膀磨得出血，也不敢歇一下。”不堪受辱的黄殿军毅然加入了路过的东北抗联队伍。
后来，他被分到第二军第二师，成为了师长曹亚范的传令兵，几乎每天都跟着部队打仗。
枪林弹雨中，因年龄较小，被昵称为“黄小孩”的黄殿军，深受战友们的关照和爱护：大家几天吃不上饭的时候，他有时还能喝上一碗漂着玉米粒的热汤；在各部队传令时，被塞进怀里一个果子、一颗糖、一只稻草编成的蝈蝈；每次遇到打仗，干部骨干总不让他往前面冲……
一次传令，黄殿军与１０余名日军遭遇，他撂倒了两个，但右腿也被子弹贯穿，幸亏听见枪声的战友们飞速增援，给躲在一块大石头后面的他解了围。
讲到这里，黄贵清小心地卷起父亲的裤子，老人腿上的弹痕伤疤还清晰可见。算上后脑和额前的，老人共有８处鲜明伤疤。战争留下的印记，伴他一生。
黄殿军记得，他参加过打抚松、大蚊子沟、白家堡子、三道庙的战斗，每次都打死不少敌人。
“那时的条件苦哇！常吃不上饭，有时只能煮煮干硬的玉米粒，甚至煮没去皮的谷子……可这些不耽误打仗！”回忆起峥嵘岁月，黄殿军老人的眉毛使劲地拧成了疙瘩，他不时停顿，像是陷入回忆，又像在积攒力气，接着就是很大声地“喊”下去。
周旋于深山密林的抗联最怕冬天，零下４０多摄氏度的低温，常常大雪没膝，行军要踩在一个脚印上，避免暴露踪迹。没有住的地方，战士们就砍下松枝睡在上面，往往睡十几分钟就被冻醒，又赶紧起来烤火。
黄殿军目睹了许多战友的一睡不起，或是因环境恶劣，伤势恶化而牺牲。“没有那些战友的照顾，我一个孩子哪能活下来呀！看他们倒下，打心里疼呀！”他说。
杨靖宇、赵尚志等抗联将领牺牲后，为保存力量，抗联战士大部分进入苏联。留在国内的一小部分则化整为零，转入地下，定期组织起来进行抗战。因伤留下的黄殿军在家乡坚持斗争，直到抗战胜利。
如今，７０年过去了，老人一辈子再也没有走出这大山一步。他在家务农，没有禁猎前也进山打猎，当年还是村子里的“头号猎手”，常把猎物分给乡亲。
“这山山岭岭的葱郁草木，都染过抗联战友的血，父亲舍不得离开它们呀！”黄贵清说。
黄贵清记不得，到底有多少次，因为想起抗战的艰苦岁月，想起那些牺牲的战友，父亲在饭桌上忽地就撂下了碗筷。“有时候，父亲喝了酒，就啪啦啪啦地掉眼泪，给我们讲那些战友，说想到他们坟前上炷香念叨念叨，让他们知道血没白流，咱们过上了好日子！”
历史的原因和战争的残酷，让这个简单的心愿，至今难以实现。
记者离开时，黄殿军老人又已沉沉睡去，身前横着一根用以支撑翻身的短棍。只是，那握棍的双手，仿佛仍保持着紧握钢枪的姿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