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年抗战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在重庆，有这么一群老人：他们年幼时因躲避战争而来到重庆，从此在这里工作、结婚、生子，这座城市成为他们的第二故乡。
他们曾有一个共同身份——“战时儿童保育会”保育生，自称“难童”。
86岁裴金全，曾是四川新津的一名保育生，小学毕业后到当时的“永川国立十五中”读书，认识了从天南海北到重庆避难的“保育生”。退休后，他发起成立了重庆保育生联谊会，将200多名当年的保育生联系起来。
昨日，记者通过战时儿童保育会重庆联谊会，与4位老人面对面，聆听、铭记那一段永远不能忘却的历史。
秦玉声：“没能救下3岁孩子，至今愧疚”
秦玉声，93岁，祖籍安徽。抗日战争爆发后，家乡沦陷，他跟着两个哥哥告别父母，开始逃难。
“逃到武汉后，哥哥把我托付给一个老乡开的小饭店，他们就去参军了。我在小饭店帮老板带孩子。老板的孩子只有3岁，叫小牛，十分粘我，每天我出门倒炭渣他都会跟着去。”秦玉声说，1938年4月的一天，日本飞机开到武汉上空，空袭警报响起，他出门倒炭渣时，小牛又要跟着去，他担心出门危险，就不让他跟着去。谁知，当他倒完炭渣回来刚走到门口，整个房子已在轰炸声中坍塌。他活了下来，但老板一家都死了。
“老板娘的肠子都被炸出来挂在床边，小孩满脸是血……”说到这里，秦玉声老泪纵横。
这幅画面至今常常出现在秦玉声的眼前，愧疚感折磨了他一生，“如果我当时同意带他出门倒炭渣，说不定就能救他一命。”
小饭馆炸没了，他无处可去，整日在大街上流浪。
直到1938年5月，“战时儿童保育会”收留了他，他逃到抗战大后方重庆，活到现在。
童晓东：“逃难出发时800人抵达时300人”
童晓东，81岁，退休前是重庆大学实验室职工。老家湖南岳阳，父母双亡后，1942年，他进入衡阳儿童教养院，也属于“战时儿童保育会”。
“1943年，湖南沦陷，我们800多名难童跟着老师徒步往大后方走。”童晓东说，当时一个老师要带着30多个孩子赶路，每天要徒步30多公里。为了鼓励大家，每抵达一个目的地，老师会发给每个人两毛钱伙食费，这个钱在当时能买6个鸡蛋。
“如果掉队，只能自己解决伙食，用三个石头把脸盆架起，在地里拔农民的萝卜煮着吃。因为战争，大家都逃难去了，地里的庄稼没人管。”他说。
逃难路上，生病了也没药治疗，很多孩子因染霍乱、痢疾而死亡。
童晓东说，从湖南出发时，队伍里有800多个孩子，抵达重庆时只有300多人，大部分病死在路上。
徒步到贵阳后，他们终于坐上了当地安排的大卡车，被送到了重庆歌乐山。他被分到歌乐山向家湾保育院。
朱小珍：“被保育院抱回来不知老家在哪”
朱小珍，77岁，曾是抗美援朝战场上的一名战地护士。她也是一名“保育生”，只不过与其他人不同，她说不出自己的生日，也说不出自己的家乡在哪里。
“1955年我从部队转业到北京时，找到了当年保育院的徐妈妈，她告诉我：小珍，你知道吗，你其实是我抱回来的。”朱小珍说，徐妈妈告诉她，武汉沦陷时，她在路边看到一个哇哇大哭的婴儿，母亲被日本飞机炸死，便把她抱进了保育院，然后坐上了开往重庆的轮船。这个婴儿就是她。
朱小珍回忆，因为年龄太小，在保育院的记忆只有零星片段。她记得，当时一个保姆要带七八个孩子。在歌乐山保育院时，只要空袭警报一响，保姆就带着他们躲防空洞，帮忙转移的工友怀里抱一个孩子，胳膊上还挂两个孩子。空袭频繁时，老师们就要年幼的孩子住在防空洞，保姆每顿送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