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6岁泰国华侨老兵陈德钦：
到日军工厂里“策反”
“关于抗战，我还专门写了一个回忆录呢！”6月初，在汕头金平区永平路荣隆苑小区一间布置陈旧的房间里，86岁的老兵陈德钦摇扇喝茶，讲述着当年的故事。老人年事已高，但思路清晰，对当年抗战的事迹如数家珍。
“1939年，远赴泰国打工求生；1943年，参加泰国反日大同盟，组织工人罢工并破坏日军军工厂；抗战期间，联动泰国华侨为国内抗战捐资捐物；1946年毅然回国加入闽粤赣边纵队，参加解放战争。”这是陈德钦对自己那段经历的概括。时光荏苒，当年的战友一个个相继离开，但陈德钦并不愿他们被遗忘。“他们一个个都安静地走了，很少有人知道他们曾经做过什么，也很少人愿意去了解他们。”
加入华侨反日同盟
1929年，陈德钦出生在广东汕头潮安一户贫苦家庭。由于父亲早前就已乘渡船前往泰国曼谷谋生，10岁那年，他被亲戚带到曼谷一家缝衣店做学徒。1942年，他到当地一家石板厂做起了工人。
事实上，在陈德钦工作的石板厂中，绝大多数工人都是来自广东的华侨。他们虽然在国外打工，但一直心念祖国的安危。“做工的时候，我就经常看到有人在讨论该怎么支援国内抗战。”1943年，随着泰国华侨反日队伍的壮大，14岁的陈德钦与石板厂的部分工人也一起加入到了泰国反日大同盟的队伍中。记者了解到，泰国反日大同盟是泰国华侨抗日统一战线组织，主要由泰南抗日同盟总会、职工互助会等抗日团体组成，其宗旨就是要联合泰国各民族、各阶层、各政党将日本驱逐出泰国，同时援助中国抗战。
陈德钦说，二战期间，日军在泰国设了很多军工厂。为了抗击日军，他所在的曼谷职工工会发动了当地7个皮革厂的数千名工人举行了大罢工。“工会还专门成立了罢工总指挥部，我被派到其中一个工厂里，专门说服他们罢工。”陈德钦说，自己当时主动申请到一个日军军用食品厂做工，目的就是为了发动工人罢工以及与工人在工厂里搞破坏。
亲眼见同伴被抓捕
除了发动工人组织罢工外，加入反日大同盟的陈德钦还负责泰国两份华侨报纸《真话报》、《全民报》的派送和宣传工作。
陈德钦与同伴在送报过程中遇到了不少麻烦，他甚至在街上目睹了同伴被日本巡逻队抓捕的整个过程。“那个时候，我和负责送报的山东籍华侨阿赤刚拿到报纸，正准备分头去车站送报呢，就看到他被日本巡逻队当街给抓了。”陈德钦说，自己虽然与阿赤同时拿到报纸，但由于分跑不同的线路，阿赤被抓时，他根本没反应过来。“后来我才知道，日本人一直逼问他报纸的下落，但是他什么都没透露，只说是在马路上捡到的。最后，他在牢里待了3年，据说每天只有2个饭团，连饭都吃不饱。”
华侨为抗战募捐
虽然身处海外，在泰华侨仍通过各种方式帮扶国内抗战。据中国华侨历史学会统计，仅1938年11月至1939年4月间，泰国华侨就向国内募捐了泰币240万铢。
“可以说，几乎每个泰国华侨都为抗战募捐过，而且工人、学生和商人占大多数。”提起华侨募捐，陈德钦表示，抗日战争爆发后，泰国不少华侨都把学校、戏院当成了募捐场所，他们通过特别捐、常月捐、认购救国公债等形式来为抗战筹款，所有募捐资金全部通过统一的救亡机构转汇给国内。
陈德钦说，让他印象深刻的是，虽然很多华侨工人生活困苦，在募捐上却不遗余力。“就我知道的来说，很多工人每个月都会定期捐10-20元给国内，这几乎是他们一个月的工资，他们宁愿勒着裤腰带过日子，也要把自己的血汗钱捐回家。”
亲写自传以留史实
“待再久，还是想要回国，毕竟这里才是我的家。”1946年12月，在离家近7年后，陈德钦买了一张从泰国回汕头的船票。
陈德钦告诉记者，他一直很想加入韩江纵队，“一回来，我就想着要参军，但是又找不到门路。”1949年4月，20岁的陈德钦在完成潮安一中的学业后，随即考入了韩江军政学校。由于学习出色，当年9月，陈德钦加入了闽粤赣边纵队。记者了解到，闽粤赣边纵队的基础和前身，是抗日战争后期边区各地共产党组建的三支抗日反顽武装队伍，其中就有活动在潮汕地区的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韩江纵队。
陈德钦说，他的许多战友亲历了不少抗战之事，但随着时间的流逝，要么记忆模糊，要么无处诉说，最终默然离世。为了不让自己遗憾，也给后代留下一些史事，2012年3月，陈德钦就给自己写了一份自传，简称“回忆录”。陈德钦说，自己虽然不是抗战英雄，但个人经历弥足珍贵，需要用文字让其永恒。
不朽老兵
90岁新加坡华侨林岳嘉：
目睹日机轰炸汕头
“如果要说华侨的话，其实新加坡华侨为支援国内抗战做了不少事。”90岁的归国华侨林岳嘉拿着放大镜，将《羊城晚报》抗战70周年系列报道细细翻阅一遍后，抬起头来缓缓地说了这句话：“有些事，还真的需要你们来做。”
“1937年，归国读书；1939年，目睹日军飞机轰炸汕头；1942年，在新加坡大检证中九死一生；抗战期间，参加华侨义勇军抗击日军，上街为国内抗战筹资筹物；1949年，回国定居。”林岳嘉说自己一生“平凡无奇”，然而，当年故事却深深地印刻在他的记忆里。
20多架飞机轰炸汕头
1925年，祖籍揭阳的林岳嘉出生在新加坡华人移民聚集地——大坡。林岳嘉说，自己所学是中国的传统文化。“我父亲一直劝诫说，忘什么都不能忘本。所以，我6岁就在潮州华侨创办的端蒙小学里读书。”
1937年5月，在新加坡华文学校读完小学的林岳嘉第一次回到汕头，就读于聿怀中学。林岳嘉说，自广州沦陷后，作为抗战中为数不多可以运输军需用品并支援国内抗战的重要港口，当时的汕头热闹非凡，码头上更是人流涌动，各类物资都经由公路和水路运送至内地。不过，随着日军对华南沿岸封锁的加剧，1939年6月，日军6个大队3000多人共派出了30余只舰艇，20多架飞机大举侵犯汕头，而年仅14岁的林岳嘉则亲眼目睹了轰炸情景。
“我那个时候正在去上学的路上，突然，空中出现了很多架飞机，一个个炸弹丢下来，把汕头的外马路炸得乱七八糟，在路上的人只能到处找地方躲。”林岳嘉回忆说，日军突袭汕头，让人猝不及防，很多民众只能到处寻找临时避难处。然而，真正让他印象深刻的，并不是飞机的轰炸声，“我在跑的时候发现，竟然有一群戴着斗笠、穿着草鞋、背着大刀和枪的民兵从我身边整齐划一地走过，一点也不怕轰炸，实在是太英勇了。”林岳嘉说，那是他第一次看到中国的抗日武装力量，也是第一次知道了潮汕青年抗日游击队，那群民兵就是它的成员。
九死一生的“大检证”
1939年6月21日，汕头沦陷，学校因此停课。同年底，林岳嘉在父亲的安排下跟随“水客”重新回到新加坡继续求学。由于新加坡当时还未被日本“盯上”，林岳嘉在新加坡华侨陈嘉庚创办的中学里度过了3年快乐时光。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正式侵入新加坡，正在学校读书的林岳嘉再一次看到了日军飞机投弹轰炸。1942年2月15日，新加坡宣布无条件投降，林岳嘉所在的学校也被迫停课。“停课倒不打紧，真正要紧的是，在投降第三天，日本鬼子就发布了所谓的安民布告，要求所有民众必须接受他们的审查，结果几万华侨就在那里被杀害了。”林岳嘉告诉记者，同年2月18日，日军以“大检证”名义强迫当地民众必须到各个集中点接受审查，并由他们甄别是否属于“良民”，年仅17岁的他也成为被“检证”的对象之一。“他们先把我们一群华侨围在一个集中点，然后再要每个人主动向他们汇报自己的姓名、职业和身份，不汇报或者有嫌疑的都会被当场带走。”
林岳嘉说，轮到自己汇报的时候，他不敢说自己是学生，而谎称是西药房的杂工。“我一说，那个日本宪兵就一个劲地瞪着我。我害怕到不敢出声，结果他只叫我背过身去，在我的大背心上盖了一个检字，那个时候我才感觉自己从鬼门关走出来一样，真的是九死一生。我爱人一家去了6个人，最后回来了4个，她爸爸和姑丈都被载到海边被机关枪扫射死了。”
记者了解到，新加坡沦陷后，为报复新加坡华侨对中国抗战的支援以及华侨对日军的抵抗行动，日本第25军司令官山下奉文曾下令对新加坡华人发起“大检证”行动，几万华侨在大检证中被杀害。
华侨为抗战捐出工资
亲眼目睹日军的暴行之后，一直在校读书的林岳嘉索性加入到了由陈嘉庚领导的新加坡华侨抗敌动员会中。林岳嘉说，华侨抗敌动员会旗下有多个组织，他所在的抗日义勇军主要负责突击日军。“虽然每个义勇军手上都只有1把打鸟枪、3发子弹和2个手榴弹，但我们不怕日本鬼子，一样可以打。”除了与华侨一起与日军对抗外，林岳嘉还曾参与过华侨抗日报纸《自由报》的宣传和派发工作。不过，在一次任务中，因被日军发现，他被监禁了1年6个月。
“事实上，华侨不仅在居住地抗日，还一直在为支援国内抗战筹资、筹物。我参加义勇军的时候，我爱人就经常到街上去卖花，所筹集到的钱全部交给筹赈会寄回国内。”林岳嘉告诉记者，其实早在1937年8月15日，星马华侨就成立了马来亚新加坡华侨筹赈祖国伤兵难民大会委员会（简称“新加坡筹赈会”），该组织主要发动新加坡华侨为祖国抗战筹集资金与抗战物资。
林岳嘉的爱人曾梅清告诉记者，很多华侨虽然工资不高，但在捐助国内抗战上丝毫不手软，有些会直接捐出一个月甚至几个月的工资。据不完全统计，新加坡筹赈会成立仅4个月，就为国内筹集到300多万国币抗战资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