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解中国历史的人都会发现:在中华民族发展的每一个重要阶段或者说鼎盛时期，大西北都扮演着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汉唐盛世”的形成，固然有很多历史的原因，但绵延于大西北广袤地域上的“丝绸之路”，则是最直接的推动力量之一。古罗马的制造业、波斯的手工艺品，以及西域各国的歌舞文化能够在中国的土地上扎根、发芽、开花、结果，并深深融入中华民族的精神血脉之中，“丝绸之路”的繁荣和发展功不可没。汉朝以后的2000多年里，大西北和“丝绸之路”成了我们国家和民族兴衰的一个“晴雨表”。
公元1931年9月18日后，在日军启动侵华战争，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重要关头，一些决意担负起救国救民重任的领袖和集团，又一次将目光投向大西北和“丝绸之路”。毛泽东和他领导的中国共产党人无疑就是其中之一。
“我们不动声色的转移到甘北、宁夏，背靠外蒙，打通苏联援助的通道，看蒋介石拿我们有什么办法。”懋功两河口会议，毛泽东和他的战友开始将目光转向有着共同理想信念的遥远北方邻国苏联
1935年6月26日，中央红军和四方面军会合后的第13天。川西北夹金山下的两河口（也叫抚边），毛泽东的临时寓所内，中国工农红军主要领导人周恩来、朱德、张闻天、博古（秦邦宪）、张国焘、刘伯承，在这里举行了红军会师后的第一次会议。
早晨7点刚过，遵义会议上被指定为军委三人领导小组成员之一的周恩来就赶来了。也许是两大红军主力胜利会师的缘故，这几天，疲惫而略显兴奋的他，一双红肿的眼睛下难以自制地笑容，总是给人一种祥和而又亲切的样子。
“主席，红军两大主力会师了，是不是应该确定一下我们今后的总体战略和红军下一步的落脚点。”
“是呀，听说部队官兵对我们这次战略大转移的议论越来越多了，特别是同四方面军会师后，大家对今后何去何从比较茫然，是该解决红军的出路问题了，也应该给大家一个明确的交待了。”
看着周恩来还要讲什么，毛泽东忽然想起了一件事情:“哦，对了，恩来，听说在江西时，共产国际曾经有一个电报，要我们不得已时，可以向甘肃、宁夏一带运动，打通苏联援助的大通道，建立背倚蒙古的苏区，这个情况你知道吗？”
“知道，确有这样一个电报。不过，时间已经过去快一年了，不知道他们现在的态度有无变化。”毛泽东还要说什么，这时，张闻天、博古进来了。
会议由张闻天主持。当大家发言结束后，毛泽东作了总结性发言。他说:“我打开地图一看，西北只有宁夏是富庶的区域，防守那里的马鸿逵部实力也比较薄弱，共产国际既然有过这样的指示，相信会从蒙古方向策应我们。”中共和红军领导人在这次会议上的一个重要结论就是:必须尽快在西北寻求新的落脚点，打通国际通道，取得苏联的策应和支持。
30年后的1965年，毛泽东在北京会见他的外国朋友安德烈·马尔罗斯时还指出:“当时向西北去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可能与苏联接上联系，打通苏联援助的通道，没有别的选择。”此时已经定居加拿大多伦多的张国焘也颇有感触的回应:“不是张学良、杨虎城救了共产党，是苏联援华的西北国际大通道壮大了共产党，没有西安事变，西路军也会占领宁夏或者进入新疆，共产党也会在西北立足，形成武装割据的局面。”
“要打小鼻子（日本），没有大鼻子（苏联）支持怎么能行?北伐战争、冯玉祥五原誓师、新疆盛世才平定内乱，哪一个没有苏联人的帮助？！”
武昌城内马占山力劝张学良同新疆盛世才结盟“联苏联共”
当中共高层领导人聚会懋功两河口，确定立足西北，接通苏联援助的国际大通道的时候，时任国民党“西北地区剿匪副总司令”的张学良，也加快了业已开始的“打通西北通道，争取苏联援助”的步伐。
1935年4月的武昌城，虽说不上热浪滚滚，可也不像东北那样依旧春意绵绵。在马占山下榻的公寓内，张学良和马占山畅谈了好几个昼夜。期间马占山曾经不止一次半开玩笑、半认真的问到:“我的张副总司令，这么大热的天气，你让官兵们怎么'剿匪'？他们可都是打咱们东北来的呀！”
马占山没有就“义勇军战败”之事责难张学良，而是坦诚的指出了在他看来张不该犯的三个错误:一是不该在对蒋介石缺乏充分了解的情况下就匆忙“易帜”，拥护南京政府。二是不该在“九·一八”事变后，绝对服从蒋介石的命令，放弃东北三省。“这一点就是张大帅（张作霖）活着的话也不会允许的”，“蒋介石的势力不在东北，他当然无所谓，咱们可就不同”。三是不该回国后宣扬法西斯主义，听从蒋的调遣“剿匪”、“剿共”。“共产党有什么不好，苏联不就是共产党领导的吗？这次官兵们（指义勇军）战败，蒋介石不管，国民政府连个屁都不敢放，最后还不是人家苏联人帮了忙，让官兵们过去避难”。马占山讲到第三点时，张学良显得有点激动，他时而问马:“义勇军到底还有多少人活着？听说撤退中不少人被冻死了，是不是真的？”并感叹:“我这一辈子恐怕是再也没有脸回去见东北民众了。”得知义勇军绝大部分官兵在苏联政府的帮助下，已安全回到了新疆时，张学良再次流露出对苏联的感激之情:“苏联人帮了我们东北军的忙啊！”
马占山没有坚持要张学良完全脱离蒋介石，“能够在南京政府中占据要职，对东北军今后的发展也许还有好处”。但马占山针对张学良在拥蒋的旗帜下又想单独在抗日战场上有所作为的想法，尖锐的指出:要抗日就得联苏、联共，现在惟一能够给我们抗日帮上忙的只有苏联，而（中国）共产党和苏联又是紧密联系的。没有苏联帮助，抗日不会有好的结果，没有共产党的支持配合，很难取得苏联的真心帮助。马占山还风趣地对张学良说:“要打小鼻子（日本），没有大鼻子（苏联）支持怎么能行？北伐战争、冯玉祥五原誓师、新疆盛世才平定内乱，哪一个没有苏联人的帮助？！”
张学良与马占山武昌会谈后，中国的时局仍在扑朔迷离的变化着。此前，即1935年1月（遵义会议以后）蒋介石重点围剿的中共“中央红军”先后突破国民党数十万大军的围追堵截，开始向川西北的方向发展。6月，几乎在徐海东率红二十五军一部到达陕甘交界区域同刘志丹、谢子长等领导的陕北红军会合的同时，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领导的中央红军也翻越了川西北的夹金山，同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等率领的红四方面军一部在四川懋功胜利会师。至此，中央红军开始战略转移后蒋介石不断调整的“围歼红军军事计划”已事实上破产。而最让张学良忧心的是，突破重围的红军全都来到了他的防区，不论是否情愿，他都处在了与红军作战的最前沿。
这年12月，再次被“剿共”搞得晕头转向的张学良，在参加完国民党五届一中全会后旋即乘机来到上海，同他的故旧因宣传抗日而被国民党囚禁的杜重远商榷东北军今后发展的大计，杜重远力主张学良开通苏联援华抗日西北大通道。
同杜重远会晤后，张学良紧接着又会见了滞留上海的“东北抗日义勇军”将领李杜。李也表示:在目前情况下，争取苏联援助抗日是很重要的，苏联援助抗日最佳路线选择只能是西北而不是东北，也不是华北。他的看法是:通过华北援华抗日必须经过蒙古，而蒙方是否愿意还是个未知数。另外，华北靠近前线，苏方出于自身安全的考虑不大会愿意接受，即便开通了也不利于保持运输线的畅通。东北就更不用说，在日军完全占领的情况下，透过这里援助那不就是等于对日公开宣战？苏联说什么也不会冒这个代价。西北就不同，远离前线，日军鞭长莫及。
李杜和杜重远近乎完全一致的看法，更加坚定了张学良经甘肃和新疆取得苏联援助的信心，加之李非常热心地为张学良同共产党和苏联的联系牵线，随后不久张学良同共产党和红军的联系实际上就已经建立起来了。
1936年3月3日，张学良在第一次同中共代表李克农秘密会晤中提出的四个问题中，有两个涉及到“大通道”:“红军东征抗日势单力薄，为什么不争取同是共产党的苏联支持？”“如何尽快同苏联取得联系，打通苏联援助的通道？”4月8日，在张学良第二次同中共代表周恩来、李克农会谈达成的若干协议中，再次肯定了第一次会晤中达成的“双方共派代表赴苏联寻求支援”，“由东北军派代表赴新疆同盛世才协商苏联援助的通道问题”。
同中共第二次会谈后不久，张学良即派出其高级幕僚“西北剿匪总部”上校秘书栗又文（盛世才的同乡好友）、东北军一○五师的旅长董彦平（盛世才在日本陆军大学时的同学），二人赴新疆同盛世才筹划“苏援大通道”的事宜，直到西安事变发生前的20多天，栗又文才回到西安，董彦平仍在新疆和盛世才协商。栗到新疆后，经常是含泪倾听义勇军官兵要求重回东北抗日诉求的，同时他也对当时新疆在苏联支持下的进步景象感同身受，对联苏抗日充满期待。栗又文回到西安后同张学良的谈话，包括滞留新疆的义勇军官兵强烈抗日的愿望，对于张学良随后不久发动的西安事变产生很大影响。
西安事变后不久，杜重远也只身前往新疆，开始了在他看来最有希望拯救中华民族于危难之中的“西北国际大通道”艰难之旅。尽管翻云覆雨的盛世才不久就以莫须有的罪名将杜投入监狱，但他始终认为:拯救东北民众于日寇的铁蹄之下，惟有开通苏联援华抗日的“西北国际大通道”不可。
蒋介石表态“只要不丧权辱国，尽快开通援华抗日的西北国际通道，苏方什么条件都可以接受”；西安行营主任蒋鼎文意有所指“好亲不如近邻”；河西马步青、新疆盛世才都表示:全力保障和维护国际大通道畅通。
1937年的7月7日，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永远值得纪念的一个日子。遭受抗战初期国防军事力量重大损失的南京国民政府，开始将目光转向苏联，“打通西北国际大通道，争取苏联的军事援助”成为当时国民政府最优先、最紧迫的工作。向来视苏俄为“洪水猛兽”的南京国民政府，面对卢沟桥事变发生后中国全面抗战，而美英等西方国家的观望态度，不得已而为之，派出100多人的庞大代表团，赴苏争取抗日物资的援助，而当时的苏联政府也出于国家最高利益，力避尔后可能出现的“两线作战”的考虑，同意给中国政府力所能及的援助，但前提是中、苏双方要签订《互不侵犯条约》。
1937年8月21日，中、苏两国政府正式签订《中苏互不侵犯条约》，条约的核心是一方遭受侵略和面临重大安全威胁的情况下，条约的另一方将予以必要的援助，这就从根本上解决了苏联政府援华抗日物资法律地位问题，为后来开通从苏联阿拉木图，经过新疆伊犁、迪化、哈密到兰州的陆地和空中“国际援助通道”铺平了道路。
8月23日，依据条约中规定的相关义务，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从各个军兵种中，紧急抽调40多人，组成抗日武器采购团。为保密起见，对外称“欧洲实业考察团”，陆军大学校长杨杰为团长，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张冲为副团长，陆军少将黄光远为随团秘书，分空军、步兵、炮兵、坦克几个主要小组。
8月28日，考察团乘坐的客机在兰州短暂停留，利用飞机加油检修的机会，杨杰、张冲和部分成员与西北战区最高军事长官朱绍良和正在兰州休息的马步青，就购进武器的运输和接管问题进行了商讨，并达成四点协议:一、西北战区负责所有购进武器的接收和分发工作；二、少量急需的作战飞机由苏方或我方驾驶员，驾驶经迪化--哈密--酒泉空中航线直接飞往兰州，再分配到其他战区；三、大量飞机、坦克采取在哈密组装，先由苏方用车辆将部件运到哈密，组装后的飞机由哈密经酒泉飞往兰州，其它武器由西北战区派车辆接运到兰州，再分配到其他战区。四、国际援助通道开通后，任何人不得从事与之相悖的活动。
马步青深知这最后一条是为他专设的，也明白这其中的用意，便当场表示:虽然马家军在同“西路军”长达半年多“厮杀”中元气大伤，但还是要“倾其全力，保障'河西'沿线畅通”。商谈结束后，朱绍良设宴招待了考察团一行。饭后起飞，经酒泉到达安西过夜。
8月29日，考察团从安西起飞，经哈密到达迪化。统治新疆的盛世才这个时候已经和苏联建立起了“准同盟”的关系，苏联甚至派出一个骑兵加强团（苏方的番号为“俄罗斯骑兵第八团”，我方简称其为“红八团”）进驻哈密，帮助盛世才稳定东部疆土，严防马家军向新疆渗透。在反帝、亲苏、民平（民族平等）、清廉、和平、建设的“六大政策”基础上，盛世才也与中共建立了“统一战线”，上百名共产党人在新疆省府和各级地方部门担任要职。反之，对南京中央政府虽说表面上保持着从属关系，实则只是虚与委蛇。
考察团抵达后，盛世才一反常态，表现出异常的热情，先是派人将大家接到省府招待所居住，伙食非常丰盛，每顿都是酒肉侍候，考察团成员外出活动也是副官和众多随从全程“陪同”。由于按约定接运考察团的苏联专机未到，根据杨杰建议，考察团成员分成三个层次走访和拜会新疆相关部门负责人，了解和掌握开通“国际援助通道”存在的一些具体问题。
在同盛世才的会见中，杨杰特意说明:此行名义上是到欧洲考察实业，实际上是要到苏联洽购抗日武器，武器购妥后，拟从新疆的伊犁--迪化--哈密运往兰州。他要求盛世才大力协助，作好洽购武器的转运工作。盛世才似乎早已听到这方面的风声，杨杰讲的时候，他不时点头表示认同，杨杰还没有完全讲完，他就毫不迟疑地回应，“抗日是全民族的大事、大局，新疆再有困难，也是小事、小局，小事服从大事，小局服从大局，这个道理我盛某明白，我们一定竭尽全力，保证'大通道'畅通。”
在对一些政府部门和基层的走访调研中，考察团成员普遍感到开通国际援助大通道，就新疆而言，既有有利的条件，也有不利的因素。有利的是，新疆尤其是迪化，局势相对稳定，有一种团结向上的力量，普通民众的思想甚至比内地还要先进，抗日的氛围非常浓厚，《新疆日报》对抗日的宣传较之内地任何一家报刊都不逊色，社会基础和群众基础都比较好（主要是苏联专家和共产党人不懈努力的结果，当时考察团成员并不完全了解这些情况），只要讲清道理，工作开展起来比较容易；不利的是新疆和整个西北地区交通运输比较落后，基础设施差，且政出多门、管理体制比较混乱，要完成抗日物资的运输任务，必须设立专门的运输机构。对此，他们以考察团的名义，将此意见整理上报到南京中央政府。蒋介石对此意见非常重视，专门责成交通运输部门“认真研判，尽速处理”，并要求当时的行政院予以经费支持。
这样，大通道开通前，几乎一夜之间，兰州到新疆伊犁4000多公里的“大通道”沿线，各级“中运会”（中央运输委员会的简称）应运而生。实践证明:“大通道”能够成为后来最困难时期中华民族的“生命线”，苏联援华抗日的物资能够源源不断的进入我国，“中运会”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9月1日，也就是考察团到达迪化后的第四天，苏联政府的两架图波列夫飞机终于来了。第二天天刚一亮，考察团全体成员便乘坐这两架飞机，前往当时世界有名的红色首都--苏联的莫斯科。
两天内全部确定采购武器种类，10天内掌握所有武器包括6种不同型号飞机性能。中国工作人员的良好素质和高效率，引起苏联最高统帅斯大林的高度关注，他要求部下向中国抗日武器采购团成员看齐
考察团一行乘坐的飞机分别在塔什干和奥林堡停留一个晚上后，于1937年9月4日在莫斯科军用机场降落。根据苏方陪同的一位将军预告，苏联最高统帅斯大林拟于3天后接见考察团一行，他要中方人员在两天时间里拿出初步方案，并对口协调了苏方有关人员参与中方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