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北事变是指1935年日军侵略华北和南京国民政府在华北继续妥协退让、丧权辱国的一系列事件的统称。1933年长城抗战《塘沽协定》签订之后，日本暂时将对中国“武力鲸吞”的露骨侵略方式转变为有序推进的“渐进蚕食”方式，即企图一口一口啃噬掉中国。这样，继东北之后，华北顺理成章地成为日本侵略的下一个目标。在日本的既定世界霸权方针下，中国民众和中国共产党、熟悉形势的世界各国观察家都非常清楚，日本绝不会满足仅仅占据东北的现状，华北必将成为东北之续。
日本侵占华北的具体谋略，使用了“华北分离”的政策。这一政策的实施方法，则和炮制伪“满洲国”的手法如出一辙，即收买小部分汉奸，强奸民意，凭空捏造出“地方自治”的假象，在刺刀威胁下实现“自治”，进而在刺刀控制下完成“独立”。这完全是日本侵略者一手制造的自欺欺人的荒诞闹剧。但日本认为通过这种方式就可以掩人耳目，缓和国际干涉。日本法西斯的阴险狡诈不可谓不恶毒。但是，中国人民决不允许日本侵略者的阴谋得逞，对其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斗争。然而，面临如此紧迫的态势，南京政府当局竟继续对日妥协退让，丧权辱国，步步撤退，导致日军得寸进尺，越发贪得无厌，华北和中华民族产生了空前严重的危机。
作为侵华急先锋的关东军和华北驻屯军，积极策划其所谓以“华北特殊化”为目的的“华北自治”运动，并公开摆出一副武力外交的架势。之前，日军已在华北各地制造了一系列事件，压迫中国退让，撤兵，为其开展“自治运动”创造条件。首先是谋划建立“蒙古国”，在察哈尔制造了两次张北事件等多起事件，最后在1935年6月27日逼签《秦土协定》，“割让”察东6县于“满洲”，二十九军撤出察哈尔境内长城以北地区，国民党党部也撤出察省。1935年7月6日，制造河北事件，南京政府竟与之签订了臭名昭著的“何梅协定”，承诺国民党党部和中央军完全撤出河北、平津，撤换平、津两市长，取缔一切抗日组织活动，并且凡是日本认为有“反日”嫌疑的中方势力都“不得重新进入”。这样日本就可以肆无忌惮地扶植河北平津“地方人士”作为傀儡，实施其“自治”阴谋。这无异于将河北平津拱手让与日本。这时却突然发生了一件中日都未预料到的事件，即原受日本极力压迫排斥的驻察哈尔宋哲元第二十九军，突然利用丰台事件开进北平，成为中国在华北平津的主要军事力量，给“华北自治”事件造成了曲折，日军因宋不是中央嫡系认为可以利用，转而以宋为胁迫“自治”的主要对象。
但是宋哲元并不甘作日本的傀儡，但又孤立无援，无力独自抵抗日本，故而态度非常暧昧。日本以军事讹诈为后盾，紧锣密鼓地开展“华北五省自治”(五省为河北、山东、山西、察哈尔、绥远)运动，企图先从它处入手最终胁迫宋哲元“自治”。1935年10月日本制造“香河事件”，煽动河北省东部香河、昌平、武清等县的“饥民”暴动，占据香河县城，并成立由汉奸组成的临时维持会。接着，日本扶植汉好殷汝耕在河北通县成立“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控制冀东22县，宣布脱离国民政府，以之作为促进宋哲元“自治”的“榜样”。日军还开列“反日分子”名单，在平津大肆滥捕。同时大批日军进入关内，威胁北平、天津。一时间，华北空气极其紧张。
经过宋哲元、日本及南京政府之间紧张的三角交涉，南京政府虽也曾力争保留主权，但在妥协退让政策下，提出并得到日本的勉强同意，12月下旬，在北平成立了半独立性质的“冀察政务委员会”，除了名义上隶属南京政府，实质已经成为变相的自治，但也不是日本所希望的完全“自治”。
华北平津地区包括了中国北方大片地区，尤其北平是中国的历史古都，当时也是全国 的文化中心。华北事变的发生，使中华民族面临着亡国灭种的生死危机。1935年12月9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北平学生终于爆发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游行示威活动，迅速扩大为全国性的抗日救亡运动，极大地促进了民族觉醒，打击了南京政府当局的妥协退让政策。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后，“华北自治”告一段落。日本对华北政策随之发生了新的变化，总体上则暂停了军事侵略，采取了“不取其名而取其实”的手段，妄图从政治、军事、经济上紧密控制冀察当局。采用其惯用的阴谋手法，先由交通经济入手，企图使“成为张作霖时代之东北”。然而，随着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推动，宋哲元受到鼓舞，逐步采取了一些抵制日本的措施，使其阴谋不能得逞，如此，日本自然不会善罢甘休，更猛烈的骤雨，就要落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