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0年前，1894年7月25日，黄海丰岛附近海域，日本联合舰队快速巡洋舰“吉野”、“浪速”、“秋津洲”所组成的第一游击舰队向担负向朝鲜半岛运兵任务的中国北洋水师济远和广乙两舰发起了攻击，此时，距离中日两国正式向对方宣战还有五天，这场“不宣而战”的突然袭击拉开了中日甲午战争的序幕。
这场自海战而起的战争也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也因为海战而瞩目，大东沟的激战，刘公岛的悲歌，都是中国近代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中日海军的较量，甚至可以看做是世界上第一次近代化海军之间的对决。然而，甲午战争中的那场从三千里江山一直延伸到中国领土上的那场陆上鏖战，同样值得铭记，而陆战的第一场大仗，便是从牙山开始。
甲午战争始于朝鲜，1894年的朝鲜注定不安定。在此前的1882年，朝鲜发生了“壬午兵变”，朝鲜的旧军队军人把他们对待遇不公的怒气发泄到了养尊处优的新式军队“别技军”和朝鲜官府身上。“别技军”是朝鲜借助日本的武器装备和技术所建立，以日本军官堀本礼造为教官，加入“别技军”的都是特权子弟，当然不能和缺衣少食的旧军队军人同日而语。于是，军人集中起来袭击了汉城的捕盗厅，释放囚犯，开仓放粮，又攻占了“别技军”的总部——下都监，处决了日本教官堀本礼造，继而袭击日本公使馆，日本公使花房义质趁夜放火烧掉公使馆逃跑。在事后，中日双方同时出兵干预，日本方面要求朝鲜与之签定《济物浦条约》，除了规定惩办“凶手”，赔偿损失以外，还规定了日本有在驻朝公使馆驻军的权利。而在其后，中日之间订立的《天津条约》规定：一旦朝鲜发生变乱，中日双方出兵应先互相“行文知照”。这使清朝政府承认了日本有出兵朝鲜的权利，日本与作为朝鲜“宗主国”的中国有了同等的权利，成为甲午之时中日在朝鲜冲突的滥觞。
1894年的朝鲜在日本和西方国家的压榨下背负了沉重的外债，在全罗道发生了全琫准领导的东学党起义，起义军迅速发展到万人，忠清、黄海、京畿、江原等道的农民也纷纷揭竿响应。朝鲜官方派兵围剿，却反被起义军占领重镇全州。仓皇失措的朝鲜政府向宗主国中国“借师助剿”，在接到朝鲜方面的求援后，负责北洋事务的李鸿章上奏派太原镇总兵聂士成率前锋约800人，自天津起航渡海抵朝鲜。直隶提督叶志超率清军主力随后渡海，在牙山驻扎。清朝驻日公使汪凤藻在1894年6月6日聂士成出发的同一天，照会日本外务大臣陆奥宗光，根据《天津条约》的规定，通知日本中国已决定派兵援朝。日本方面早就在密切关注中国方面的动向，早在6月2日，日本内阁会议在获得清军决定援朝的消息后就决定趁东学党起义的机会，出兵朝鲜。日本当时的内阁首相为伊藤博文，他的内阁正处于风雨飘摇中，国会中的政党和他唱起了对台戏，在种种问题上设置障碍。伊藤博文认为唯一一个能解决内阁倒台危机的办法就是对外战争，只有在这个问题上，内阁和反内阁的国会政党才能找到共同语言。内阁的决议也得到了参谋本部长有栖川宫炽仁亲王和参谋次长川上操六的支持，军部和内阁共同计划后认为：清朝最多派遣5千人，日军只需要派出6-7千人于朝鲜击败清军，就可迫使清朝求和。如果中国增兵，日本可以再派出一个师团。6月5日，日本成立了战时大本营，负责战时的动员、出兵、作战指挥等事务。由于伊藤博文尚在出兵问题上有所顾忌，日本决定仅派出一个混成旅团。拿到中国派兵的照会以后，陆奥宗光如获至宝。6月7日，日本向清朝也发出了出兵的照会。驻朝公使大鸟圭介率军400多人在仁川登陆，并于10日直奔汉城而去，日本军队约4千人随后在仁川大规模登陆。
眼看战争在即，大清国的统治者们却上演了一幕幕地宫廷滑稽戏。1894年，是清帝国最高统治者慈禧太后的六十大寿，这事可以说成为了朝廷上下压倒一切的大事，其重要等级远远压倒了日本的威胁。因此在中日战争一触即发的关键时刻，光绪帝却不得不率领朝臣大张旗鼓地为慈禧六旬寿诞做着精心的准备。庞大的颐和园工程不断地吞噬着王朝的财政收入，甚至于到了甲午黄海海战战败后，慈禧依然未停止她那奢靡无比的“大寿”，大寿的奢华程度让亲身参与庆典的翁同龢瞠目结舌，在日记中他写道：“济济焉，盛典哉！”最终这场闹剧被讥讽为：万寿无疆普天同庆，三军败绩割地求和。
除慈禧之外，大清国其他重臣们的表现一样显得极为拙劣甚至无耻。帝国名义上的统治者光绪皇帝被珍妃的枕边风吹得不断卖官鬻爵，甚至差点让一文盲当上四川盐法道一职。而光绪皇帝的老师，时任户部尚书的翁同龢却以一个极为小人的嘴脸出现在历史当中。这位自诩忠臣的翁师傅，在国家板荡之际，对外一副伟光正的嘴脸，极力主战，大有谁不言战，便是国贼的气势。可心中打得算盘却是“我正想让他（李鸿章）到战场上试一试，看他到底是骡子还是马，将来就有整顿他的余地了！”要知道在此之前，他就用为太后办寿诞的理由停了北洋海军足足两年的军费，这完全就是等着北洋海军打败仗好落井下石。这位翁师傅之所以这样干，完全是因为私仇，翁同龢的哥哥翁同书当年任安徽巡抚，犯了失守封疆之罪，曾国藩上书参劾他的奏折即为李鸿章所拟。结果翁同书充军新疆，老父翁心存气死。从此翁同龢怀恨在心。一个执掌国家重任的大臣，竟然不顾国家危亡，狭私报复，可耻可鄙到了令人恐怖的地步。
国家最高统治者如此，中枢重臣如此，地方大员也没好到哪里去。在当时的中国，除了北洋水师之外，还有两江总督节制下的南洋水师、福建船政大臣节制下的马尾船政水师和两广总督节制下的广东水师等海上力量。其中以南洋水师实力最强，拥有“开济”级、“南琛”级等五艘装备8英寸主炮的2000吨级巡洋舰，颇具实力。早在黄海海战之前，光绪就谕令南洋水师北上驰援，但时任两江总督张之洞出于保存实力等原因，以各种理由托辞推诿，最终使得南洋水师未能参与甲午之战。帝党、后党、湘党、淮党挟国家利益而争权，把集团利益置于国家安危之上，这样的仗又如何能获胜？
而相对的，日本国内不但上下一心，而且事前事后的准备工作做到了令人惊讶的程度。当中日宣战之后，日方490天出版49期《日清战争实记》，其中对中、日双方的一系列交战直至北洋完败，到《马关条约》签订，以及对北洋水师的将领、战舰、战斗力，都有详细的介绍，真可谓是处心积虑。庙堂上大清国的应对可谓是一塌糊涂，具体到甲午战争的战略战术上，同样也是乱七八糟。对于日本增兵朝鲜，清军提出了三策，对朝鲜事务颇为熟悉的袁世凯认为，牙山的清军位于日军的夹攻范围内，处境危险，建议“移营北上”，在平壤等地集中。而稳重的聂士成提出了一个更为稳妥的方案：撤军。他说：我军本奉命平韩乱，非与倭争雄也。倭乘间以水陆大队压韩，据险寻衅，蓄谋已久。又敌众我寡，地利人和皆落后著，与战，正堕彼术中。今匪乱已平，正可趁此接队内渡，免资口实。此老子不为人先之谋，亦兵家避实就虚之计。
从后来的局势发展看，聂士成果然是有先见之明。清军此时在朝鲜无论是海陆兵力都不占优势，撤退是一个非常明智的选择，因为日本并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在这个时间不顾英、俄可能干涉的危险悍然吞朝。清军的撤退可以避免授人以口实，扩大事端。可惜聂士成的意见没有被接受。清军统帅叶志超却提出了一个所谓“南北会师”之策，建议清军由北面出动南下，而叶志超率部北上以护商为名，以期南北会合。这本身是一个如空中楼阁一样的计划，清军此时调兵入朝鲜北部时间上赶不及，而叶志超也缺乏北进的路线。而李鸿章此时孜孜于英美的所谓“调停”，下令叶志超部“静守勿动”。于是清军在朝鲜牙山一带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
7月14日，叶志超、聂士成等人接到了李鸿章的电报：“和议难成，已遣江自康带仁字营来助战守”，继而在24日，李鸿章又一次电告：“和议决裂，速备战守”。在此期间，袁世凯已经自仁川回国。26日，丰岛海战的消息传到牙山。日本驻朝混成旅团的前哨侦骑已经在牙山附近的振威一带活动。此时，叶志超又一次出现判断失误，他仓促间下令分兵三路，一路由聂士成在率领在成欢驿一带构筑防御工事，拦截日军。叶志超自己率军移驻公州为后援，而以500人驻守牙山。这一分兵决策是致命的，清军的兵力本不及日军，如要对抗，必须集中优势兵力，而叶志超却把原本微弱的兵力进一步分割，形成了更大的劣势。29日，日军分兵两路，右翼军在安城渡遭遇清军的伏击，仓促间陷入被动，但由于清军人数过少，日军后继部队加入战斗后，清军被迫撤退。左翼日军在得知右翼得手后，向成欢驿的聂士成清军阵地发起猛攻，以炮火优势压制了清军，聂士成率军突围，与叶志超会合后决定撤往平壤。8月下旬，叶、聂所率清军与平壤的左宝贵等部会合。
整个牙山的失败几乎与明末的萨尔浒之战如出一辙，同样是分兵，同样是寡不敌众，最终同样吞下了失败的苦果，一个王朝的末期大约都是同样的轮回吧。牙山的失败，一方面要归咎于清廷“战和不定”的犹豫状态，片面相信“调停”而未对到底是“增兵”还是“撤军”做出关键性的决断，而另一方面则在用人和排兵布阵的失误。这一失败使日军切断了中国向朝鲜西海岸运输的通道完全被切断，使日军能全力北上对抗平壤清军，可以说，牙山之败，埋伏下了清军在朝鲜失败的种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