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名片 吴尚志，1916年出生，苍南人，黄埔军校十六期学员。江西上高战役期间，率敢死队突袭日军指挥部，给日军以重创。
他是一名百岁抗战老兵，他的一生充满传奇。
他叫吴尚志，苍南龙港人。在抗日战争十大战役之一，有“抗战最精彩一战”之称的江西上高战役中，他写下“誓死保卫神圣土”七字血书，率40余名敢死队员，突袭日军指挥部，消灭日军官兵60余人，立下赫赫战功。这场突袭，成为上高战役中最精彩的片段。
他坚毅而果敢，硬气而柔情。虽然抗战硝烟已然远去，但他却仍对那段历史记忆犹新。他的述说，仿佛又带我们回到了那战火纷飞的岁月，回到了那场惊心动魄的战役……
率精锐部队参战上高
15岁，我还在温州联中读书时，便加入了江南红军游击队，担任联络员。1935年，我报考了中央军事学校军官训练团。抗战爆发后，我所在的军训班被迫迁往江西，并入黄埔军校，我成为黄埔军校三分校第16期第2大队第18中队步兵科学员。
1939年底，我从黄埔军校毕业，被分派到第三军区的军训团。不久后我便当上了军训团的督练员，负责教导学员射击等。在此期间，唐渊到训练团取经，发现我左右手都能开枪，且枪法很准，便通过第三战区司令部把我调到国民革命第九十一军教导团独立营，担任少校营长。
上高会战前夕，九十一军教导团独立营奉命改编为第三战区直属的教导营。该教导营共800余人，是从各处抽调的精英组成的精锐部队，并配备了重机枪、轻机枪、迫击炮、手榴弹等武器装备，由唐渊担任营长，我担任指导员。
1941年3月，江西上高会战爆发。上高会战歼灭日军1.5万余人，被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何应钦称为“抗战以来最精彩的一战”。其间，第七十四军军长王耀武向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求援，顾祝同下令由我所在的教导营前往支援。
六次击退日军猛烈进攻
我们从江西上饶出发，为躲避日军飞机轰炸，选择昼伏夜出，每名战士负重30余斤，每天走100多里路，急行军7天抵达江西上高，并奉命驻守在一个叫官桥的地方。
进入阵地后，我们不顾疲劳，马不停蹄地挖战壕，从上午10点直到次日凌晨4点，防御工事构筑完毕，我们就背靠背地在战壕里坐下来休息。
没想到天刚亮，有一个排的日本侦察兵向我们进发。我们按兵不动，等敌人靠近时，再突然投掷手榴弹，打他们个措手不及，消灭日军40余人。
此后，日军在飞机、重炮掩护下，先后6次向我方阵地发起猛烈进攻，我们则进行顽强狙击。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候，我们和日军展开了近距离拉锯战。由唐渊组织战士用重机枪、轻机枪、迫击炮等进行掩护，我带先头部队正面冲锋。当时，步兵已经和日本人拼起了刺刀，我和先头带领的七个军士被日本人包围。由于我练过南拳，在进行肉搏时，以一敌多，干掉了好几个日本人。
这6场仗打了二十几天，我们成功把日军击退，但也付出惨重代价，伤亡300多人。
率敢死队奇袭日军指挥部
正在双方相持不下时，足智多谋的唐渊突然把我叫过去，说他已经派侦察兵打探到敌军指挥部所在地，距离我们才30多里路。为了给敌人沉重打击，他制订了一个组织敢死队奇袭日军指挥部的计划，并准备亲自率队。我就对他说，还是让我来带队吧！你是全员指挥，这么危险的事亲自去会对全军不利。最终，我成功把他说服。
动员大会上，有40多名战士自愿报名参加敢死队。我用刀割破左手食指，在纸上写下“誓死保卫神圣土”七字血书。我的手指上至今留有这个刀疤。其他敢死队队员见状，也都纷纷写下血书，大家都做好了牺牲的准备。教导营给每人发了一支手枪和一个手榴弹，大家都轻装上阵。
凌晨0点30分，我带着敢死队从阵地出发，微弱的月光下，我们悄悄地靠近敌人的指挥部。它在一个平原上，共有5间房，外面有院子，周围布满铁丝网，且门口有哨兵把守，两翼不远处各有一个100多人的连队负责保护。所以，指挥部的日本军官高枕无忧，根本没想到我们会来偷袭。
敢死队里人才济济，我们悄悄绕过外围警戒连队，先头侦察兵用刀干净利落地干掉了大门口的两个哨兵，两名工兵班长紧跟着在铁丝网上剪出一个足够三个人同时钻入的大洞，敢死队悄悄摸进指挥部大院，又把在房门口的两个哨兵也干掉了。
我们听到房内传来阵阵呼噜声。布好阵后，我一声令下，敢死队员同时行动，朝房内投掷手榴弹。日本军官在睡梦中惊醒，大部分人还没反应过来就已命归西天，也有个别人拿出武器反抗，被我们用手枪消灭。我随即下令，迅速撤退。
此次奇袭共击毙日军官兵60余人，并击伤日军少将指挥官岩永汪，重创日军指挥核心。但敢死队也有2人轻伤，1人牺牲。
宁战死沙场也不愿截肢
凌晨4点，敢死队回到阵地。唐渊营长看到我们平安回来，十分高兴，但得知一名战友牺牲，却又哭了起来。随后，我们为牺牲战友举行了一个简单的哀悼仪式。
早上，天刚蒙蒙亮，日军便调集榴弹炮部队，展开疯狂报复。炮弹像下雨一样，向我军阵地倾泻下来，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猛烈的攻势。我身边一个安徽籍连长，头部被炮弹击中，当即尸首异处。还有一个负责文书的战友，整只腿被炸飞了。
下午，我被榴弹炮炸开的弹片击中了左小腿。日军榴弹炮的弹片是含毒的，不久，伤口就发炎肿了起来。由于战事正紧，我自己进行了简单包扎后，又继续抵抗。这场仗打了七天七夜，为顾全大局，我们拒不退兵，誓与阵地共存亡。最后，终于等来了援军，我们才奉命撤退。此时，原先800人的教导营只剩下100多人。
我由于腿部臃肿，发高烧，被送到后方医院。医生检查后说，弹片有毒，如果不马上截肢，可能会毒气攻心，性命难保，并拿着手术单要我签字。我断然拒绝了，说截肢了就不能再上前线打仗，作为一名军人，能牺牲在战场是一种光荣。
后来，我被转送至上饶同盟军医院，恰好医院进口了一批盘尼西林。医生便给我做手术，取出了弹片，并注射盘尼西林控制炎症。虽然大的弹片取出来了，还有一些细微的弹片无法取出，便一直留在了体内。至今，每逢阴雨天，我的腿部仍隐隐作痛。这也算是我参加上高战役的一个特殊的“纪念”吧！
顾祝同为我戴上五枚军功章
因在上高战役中立下赫赫战功，我被升为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部中校参谋。抗战胜利后，第三战区举行胜利大会，我被授予五枚军功章，由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亲自为我戴上。
之后，我被保送到陆军大学学习一年。毕业后，我到京沪卫戍司令部担任参谋主任。在这里，我的最高军职是京沪卫戍司令部代理参谋长。随后，我又到中央警官学校高级研修班进修。毕业后，我到上海警察总局工作。
如今，抗战虽然过去70年了，但那段历史却让我刻骨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