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可的童年是在故乡山东青州度过的，上小学时就接触到话剧，如今老人已近百岁，却精神矍铄，谈吐不凡，简洁朴素的书房里满是书籍，老人就在他的“书城”里，回忆起自己不一样的抗战生涯。
【老兵经历】
不做亡国奴 戴上“红蓝箍”
1937年夏天，初中毕业的胡可满怀憧憬从济南到北平投考高中。“车到丰台，站台上满是全副武装的日本兵，其中几个还持枪进入车厢盘查，气氛十分紧张。”到北平后，胡可才知道，原来是盘踞在丰台的日军同驻守在宛平卢沟桥的国民党二十九军发生了武装冲突。不过当时他并不知道，这就是后来标志着抗日战争爆发的“卢沟桥事变”。
“闷热的夏天，北平城里人心惶惶。我住的公寓在西单一带，能清晰地听到城外传来的炮声。不久日本军队开进北平，插着太阳旗的军车在长安街上疾驰，府右街口的日本哨兵大声地呵斥着路人。我立刻感觉到自己已经同东北同胞一样变成了亡国奴，心情十分苦闷。”
已无投考心思的胡可听哥哥说要去参加北平郊区的抗日游击队，好像在黑暗中见到光明，执意要随哥哥同去。第二天，兄弟俩来到北京西北郊一个叫大苇塘的小村庄，找到游击队第三总队队部，开始了四个月的游击队生活。胡可告诉记者，当时游击队成员左臂都佩戴着红蓝两色的袖箍，老百姓就叫这支队伍为“红蓝箍”。初见这袖箍，听着周围的人哼着救亡歌曲，他立刻感觉找到了亲人，振奋起来。日后回忆起这段时光，胡可感叹道，“虽然那段在游击队的时光只有短短四个月，却是我一生中难以忘怀的一段经历。”
目击遭遇战 日机坠农田
胡可介绍，这支游击队是由七七事变以前潜入关内的少数东北义勇军和北平城里出来的一批进步学生作为骨干力量，“学生里有党员，有民先队员，我只是个中学生，小知识分子”。游击队人多枪少，于是征集老百姓手中的枪支弹药成了一项迫切任务。胡可当时在游击队第三总队做文书工作，负责编造花名册和登记枪支弹药。
在这期间，他迅速认识了各式枪支，也学会打枪，参加过三次战斗，其中一场遭遇战同日军交火还取得一定战果。那是一天深夜，游击队到天门沟一带执行任务，胡可所在的第三总队担任警戒，监视山下那条由北平城通向温泉、南口的大道。第二天近中午时分，忽然有人发现山下大道上出现日军的踪影。“一个个跳跃移动着的黄色人形，隐约还能看见他们的红色肩章，大家抗日情绪高涨，便纷纷开枪射击。”胡可回忆，战斗从上午一直打到下午，傍晚时天空中出现敌机，“飞机擦着山头低飞侦察，因为飞得过低，其中一架被二总队原二十九军的副连长用机枪迎头击中，坠到清河一带的农田里。后来敌人增兵，用迫击炮轰击山头，我们游击队才撤离。”
讲述这段历史时，胡可一直强调这是一场遭遇战，自己只能算是一个目击者，不过战果令人振奋，“红蓝箍”也因此在北平西郊名声大震。
抗敌剧社内 辗转搞创作
1937年12月，胡可随游击队来到敌后抗日根据地——晋察冀军区，后被送去军政学校，学政治、学军事，成为一名真正的八路军战士。第二年毕业后，他成为军区政治部抗敌剧社的宣传员。
胡可参演话剧，学到了一些戏剧知识，后调到文学组，动笔创作反映边区斗争生活的剧本。为了创作需要，他深入生活搜集材料。“我曾跟随骑兵团的小部队奔赴山外，在青纱帐里伏击敌人，和地区支队的侦察员潜入敌占城关执行侦察任务，与地方干部在敌人控制的地区钻地道，昼伏夜出征粮和锄奸，也曾以区干部身份在滹沱河两岸走乡串户，做了两个月的减租复查工作……”
三幕儿童剧《清明节》，是胡可的处女作，“我随部队到边缘地区活动，了解到敌寇残害敌占区儿童的不少事例，比如他们搞细菌实验，就创作了这个剧本。”1944年春节过后，中共晋察冀分局召开边区“群英会”，戎冠秀大娘讲了掩护和抢救八路军伤员的事，会后胡可陪伴戎冠秀回到她的家乡访问，了解她的辛酸过去，此后创作了话剧《戎冠秀》，由抗敌剧社广泛演出。
抗战胜利日 兴奋冲出门
转眼抗战胜利就要70年，胡可仍清晰地记得喜讯传来的那天。那时他所在的晋察冀军区抗敌剧社居住在河北阜平县一个叫做洼里的小山村里，已经睡下的人们被这突如其来的惊天喜讯弄得不知所措，急忙爬起来冲出房门。“太突然了，当时大家都蒙了。有枪的同志不顾纪律对天鸣枪，有些同志把平时不舍得抽的烟都拿出来散发。村剧团敲响锣鼓，人们扭起秧歌。”说起如今的抗日影视剧，这个革命文艺工作者忍不住吐槽，“现在有些抗日影视剧会出现这样的台词，‘八年抗战已经七年了，同志们坚持一下，还有一年！’那时候怎么可能知道抗战是八年？！我们都坚信抗战一定会胜利，但并不知道会是哪一年、哪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