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中旬，在张国焘的欺骗下，我们再过草地，开始了南下时期的艰苦作战。十月上旬，我们四军强渡大金川，连克绥靖、丹巴两城。中旬，攻占金汤镇、再下天全城，把刘湘的五牌——“模范师”打得落花流水，溃不成军。此时，敌主力业已集中，敌优我劣势日趋严重。张国焘却无视现实，仍令全军向川西平原发展，致使我军在百丈地区与敌苦战七天七夜，伤亡近万，元气大伤。事实证明，党中央关于“南下是绝路”的预见完全正确。
十二月初，我们四军出击荥经，薛岳打来了。在如何据峡口御敌的问题上，我同方面军的一位负责同志发生了争执。他认为薛岳是稳扎稳打，摆一个团就够了。我感到兵力不够，再三力辩，未被采纳，只好服从。战斗打响后，薛岳集中了九个团，把我们这个团打垮了。
在我的戎马生涯中，被人家一下子搞掉一个团，是绝无仅有的耻辱。给我震动极大，教训甚深。祸莫大于轻敌。峡口失利，正是那种大少爷指挥作风所致的恶果。多少年来，我每每告诫自己，任何作战决心都要先思后至，防患未然，万万不能独尊自大，一厢情愿。战争是你死我活的搏斗，对指挥正确是否的检验，最迅速，最无情，不打刚已，既打刚要力争全胜。谁打了败仗，还以胜败乃兵家常事而自尉，谁就是最没出息的指挥员。
南下碰壁后，张国焘仍不思悔改，执意要我军拉向甘、青、新等边陲地区。一九三六年二月中旬，部队向西康进发，连接翻越夹金、党岭两座雪山。接着，连克道孚、炉霍、瞻化，占领西康东北重镇甘孜。而后，我入甘孜红军大学集训。结业后，就任刚刚组建的骑兵部队司令。
七月初，二、四方面军于甘孜会师。在朱德、任弼时、刘伯承、贺友、关向应、徐向前等同志的斗争和红四方面军指战员的要求下，张国焘被迫放弃其反对党中央的活动，同意与红二方面军共同北上，与中央会合。
由甘孜北上，是第三次过草地。我们骑兵师为全军先遣部队，经西倾寺先出阿坝，担负着侦察道路、筹集粮草的重任。沿途打了七十二次仗，打反动土司武装，打国民党骑兵。打来打去，三千多骑兵，打到甘南的渭县只剩下二百多人。
长征中，我们三过草地，数攀雪山，战斗频繁，衣单粮缺，其艰难困苦不言而喻。全军上下，情若兄弟，分甘共苦，毫无怨言。不分什么大官小兵，有饭就分着吃，有烟就轮着抽。没有人因为没有提干，没有入党，哭鼻子，闹意见。长征使我体会到，作为带兵的人，越是条件艰苦，越是爱护部队。团结出战斗力，哪个部队尊干爱民蔚然成风，哪个部队就是一个铁拳。不爱兵就不是好干部，不懂得爱兵根本不配当将军。
长征还告诉我们，走毛泽东思想的道路，革命就发民，就胜利。反之，就会在黑暗中迷途，摔跤。红四方面军几经曲折，最后才回到党中央的怀抱，根本原因就在于此。
一九三六年十月，我们到过甘肃会宁，实现了一、二、四方面军三大主力红军的胜利会师。
本文摘自《我在红军十年》，作者：许世友，出版：战士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