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1941年12月日本发起太平洋战争后，遭受偷袭的美国和英国同中国结成同盟共同对日作战。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半年内，几十万英美军被日军打得溃不成军丢失成百万平方公里土地，落后的中国却靠坚强的韧性对日抗战多年，这不能使盟国对中国产生敬佩和倚重之心。1942年1月反法西斯阵营发表《联合国宣言》时，不能不将中国与美、苏、英之并列为“四强”。
1942年和1943年内，美国在加紧生产军舰和扩充军备，准备对日反攻，急需中国拖住日本为自己赢得时间，罗斯福总统主要出于太平洋战场的需求考虑，在1943年秋的开罗会议上不顾英国首相丘吉尔反对，提出应把中国拉入“大国圈子”。
在开罗会议上，罗斯福、丘吉尔出于对中国抗战的尊重，又承认战后台湾应归还中国，抗战前，由于“弱国无外交”，中国在国际舞台上一向被西方轻蔑。卢沟桥炮声响起后，中国以持久抗战拖住世界第二号凶恶的法西斯强国，国际上才开始对华刮目相看。中国有“四强之一”这种国际地位，不是靠洋大人赐予，而是用千百万人的鲜血在抗日战争中争取来的!
此时美国对华态度的转变，自然还是为了自身和利益，罗斯福总统便称：“维持中国的抗日，具有美国国防第一线的作用。”不过国民党正面战场上的作战日益消极，加上大后方腐化之风蔓延，艰难的“驼峰空运”送到大后方的物资很多被投入黑市，甚至运到中日两军前线的交易市场。美国派到中国战区的参谋长史迪威得知后怒不可遏，他称赞共产党廉洁，谴责国民党贪污、腐化及“与敌通商”。1944年美国副总统华莱士曾来过重庆，感观是：“来华前所闻很坏，来后方知所见比所闻更坏。”美国出于自身战略利益虽继续援蒋，却十分失望，原定装备90个美械师的计划只装备了39个师便中止。
中国解放区力量的大发展，也引起国际反法西斯阵营高度重视，过去只注意国民党的美国政府也于1944年秋向延安派驻了观察组，并派员深入晋察冀和晋冀鲁豫地区考察。被派到延安的美军观察组组长包瑞德随后向美国政府送回一系列报告，深刻地说明了他们对国共两党的观感。他们报告说，打日本是中共领导人“最感兴趣的事情之一”，中共军队“是一支年轻的、经过战斗锻炼的、受过良好训练、伙食穿着都不错的志愿军队”。
美军观察组送到白宫的报告，还明白无误地写着观察得出的结论——“中国正处在蒋介石向共产党交权的边缘”，“中国的命运不是蒋的，而是共产党人的。”1945年春天继任总统的杜鲁门却又认为国民党政府虽然腐败独裁，却是亲美的，能够充当自己的附庸。中国共产党尽管有许多优点被人称赞，可是从美国控制中国的目标出发还是要全力支持国民党政权。不过杜鲁门也告诫国民党，尽量不要打内战，而要争取和平溶化共产党。
美国内部一批黑暗势力特别是情报系统，一直积极支持国民党内的反动势力。主持中美合作所的美方谍报机关代表是海军中校梅乐斯(后升为准将)，他在抗日战争后期就不掩饰地宣布：中美合作所正在训练中国全国警察力量的一批骨干，他们将利用最新的科学技术，以便在战后维持中国治安。中美合作所的使命不仅要同中国共产主义作斗争，而且要考虑美国未来的全球地位。如果说史迪威等人的态度还反映了美国当时对华政策中较开明的一面，那么梅乐斯这个特务头子的态度则是当时美国反动势力贯彻对外政策的典型代表。
1944年秋天，美国总统派到中国的特使赫尔利访问了延安，同毛泽东会谈时一度同意在中国建立联合政府，还表示愿意将援华物资分给中共一部分。赫尔利随后又提出要求，让中共军队接受美国军官指挥。毛泽东随即在内部指出：“这是将中国军队尤其是我党军队隶属于外国，变为殖民地军队的恶毒政策，我们绝对不能同意。”由于想控制中共军队的图谋不能得逞，美国就没有向延安提供任何援助。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只能在没有任何外援的条件下，用简陋的武器实施游击性的反攻。美国在抗战后期确定的援蒋政策，完全站在中国反动势力一边，也决定它的对华政策在随后会完全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