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世界”的外交话语与实践
“先生，请等等!”1969年的一个冬日，蹲守在华沙文化宫前的美国驻波兰大使斯托塞尔小跑着追过来时，年轻的中国使馆译员景志成吓得羞红了脸。
“尼克松总统——总统说他要和中国进行重大的会谈。请向您的上级报告。”“我……转达……”景志成被这种外交场合中前所未有的出奇做法吓住了，他哪里知道尼克松连日来三封电报催促斯托塞尔：抓紧一切机会接触中国外交官，否则就换人。
这场追逐中国外交官的戏剧场面，见证并开启了世界外交史的又一个篇章——中美建交。这也预示着整个20世纪70年代，中国以前所未有之姿亮相更宽广的国际舞台。
形成多极化趋势
20世纪70年代的世界冷战正酣，国际关系进一步分化组合。一方面，冷战格局在不断深化，美苏两极争霸之势加剧。同时，美国由于越战遭受重大挫折，故提出“尼克松主义”，在亚洲进行战略、军事收缩。苏联在战略上则是咄咄逼人，不断在中东、非洲、亚洲、拉美等第三世界扩张势力和影响。
另一方面，大国关系的变化，带来了全球势力均衡和地缘政治缓慢却也是根本性的变迁。随着中国在政治和军事上的崛起，中苏同盟瓦解、两国交恶，中美从长期敌对走向缓和乃至最终建交，以及欧洲、日本等美苏之外经济“权力中心”的出现，构成冷战结构基础的两极体制开始逐渐出现消解之势，多极化的趋势逐渐形成。
如果要列举上世纪70年代乃至整个冷战期间影响国际格局最重要事件的话，那么中美从敌对到缓和乃至最终建交无疑是其中之一。
“改变世界的一周”
1969年中苏爆发珍宝岛冲突，中国战略、安全环境急剧恶化。此前中国外交日益意识形态化和激进化，并在文革后达到顶峰，中国外交也逐渐陷入孤立。此时中国领导人开始深思改善中国战略、安全处境之道。
在毛泽东授意下，陈毅、叶剑英、聂荣臻、徐向前四位老帅对国际战略形势进行深入研究，并大胆提出了利用美苏矛盾，打开中美僵局的战略建议。
彼时，美国总统尼克松及其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也在评估中美关系。苏联正在对美国战略、安全利益构成更大威胁，美国如果缓和与中国的敌对关系，战略地位将得到极大的改善。同时，深陷越战困局的美国也期望中国能够施加影响，尽快结束越战。正是在这样的考虑之下，尼克松指示回国述职的美国驻波兰大使斯托塞尔寻机接触中国外交官，把希望进行中美复谈的消息传递给中国领导人。衔命回任的斯托赛尔于是在1969年底上演了这幕“追逐”中国外交官的外交史戏剧。后来周恩来总理对基辛格开玩笑道：“你们的大使几乎让我们的人吓出心脏病来。”
1970年1月，因越战中断5年之久的华沙中美大使级会谈终于恢复，中美开始直接对话。虽然中间因美国把越战扩大到柬埔寨，中美谈判一度中断。不过1971年4月的“乒乓外交”，使美国领导人接收到了中国决意缓和关系的信号。
很快，双方经由巴基斯坦渠道，秘密商定由基辛格代表美国总统尼克松于1971年7月访华。三个月后，基辛格来华，最终敲定尼克松访问北京的时间定为1972年2月。尼克松访华的一周被历史学家称为“改变世界的一周”。这一“破冰之旅”使中美双方在广泛的全球性问题上达成一致。中美签署《上海公报》，美国开始宣示确认“一个中国”政策。尼克松访华标志着中美开始由敌对走向缓和，中美关系正常化正式启动。
在尼克松访华的“冲击”之下，西方国家纷纷与中国建交，先是中英关系由代办级升格为大使级，而后中国与荷兰、希腊、日本、联邦德国、澳大利亚等先后建交。1972年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同外国建交最多的一年。
美国一边喝茅台，一边喝伏特加
1973年5月，中美互设联络处。然而此后中美关系正常化却一波三折。表面上看起来，一方面是因为尼克松深陷“水门事件”丑闻，无力推动中美关系正常化，另一方面是中美在台湾问题上无法达成妥协。
事实上，尼克松访华之后中美关系后继乏力，其根源在于双方战略目标的差异。1973年2月，毛泽东提出“一条线”理论，试图联合美国构筑从远东到欧洲的遏止苏联扩张主义的全球战略。对于台湾问题，关键在于在全球战略层面中美能够达成一致。然而，美国对此一直是口惠而实不至，实际上仍然积极谋求既对苏联打中国牌，又对中国打苏联牌。正如基辛格所言：“继续一边喝茅台，一边喝伏特加”。
毛泽东批美国是企图“踏着中国的肩膀跳到莫斯科”，中美关系正常化一时之间陷入僵局。1977年美国总统卡特就任之初，也是热衷搞美苏缓和，对于推进中美关系正常化兴趣阙如。直到苏联在非洲、中东、亚洲扩张势头有增无减，卡特才开始意识到加速中美关系正常化的急迫性，1979年1月1日，中美才正式建交。
初显第三世界领导者之姿
60年代，随着中国打破美苏核垄断，一跃成为核国家，中国作为大国的政治影响力快速上升。美国阻止中国重返联合国的政策越来越受诟病，中美关系缓和也带来了转机，1971年10月25日，第26届联大通过2758号决议，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并将蒋介石的台湾代表驱逐出联合国。
1974年2月，毛泽东提出划分“三个世界”的战略理论。4月，邓小平副总理出席联大特别会议，进一步阐述“三个世界”的战略思想，得到了第三世界国家的热烈支持。抛开当时的意识形态色彩不说，中国提出的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设想，反殖、反帝、反霸的姿态，国家不论大小、不论贫富，一律平等的主张，以及永远不称霸的宣示，都使得中国得以占据国际政治的道德高地，赢得了国际社会，特别是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广泛支持，并使得中国隐隐以第三世界领导者之姿登上了国际舞台。
一定意义上，我们可以认为与美国的准结盟关系以及“三个世界”的战略理论，构成了中美建交之后10年内中国外交的两大支柱。而“第三世界”的外交话语与实践，也成为上世纪70年代中国外交的重要遗产，包含其中的第三世界国家、发展中国家认同对中国外交的心理、思想与行为产生深刻影响，直至今日，仍是我们理解中国外交行为的重要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