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6月6日粟裕在给陈毅、饶漱石、赖传珠的一封电报中，讲了“忠义救国军”和新四军发生摩擦的事件，粟裕在电报中说，“忠救”二个支队约二千余人，于一月利用伪军关系北渡犯我地区，窜入靖江地区，我曾派队进击，因其靠近敌伪据点，我未能奏效，最近我想集中主力歼灭之，但敌向我反复“扫荡”，计划又延时间，近又以二个团进击宣家堡伪军，而“忠救”公开出击增援，其政治上完全破产。由于此，敌寇知伪顽关系遂派队“扫荡”“忠救”，将支队长汪浩然俘去。
在这封电报中，我们看到几个非常关键的信息，忠义救国军曾经和伪军联手，进攻新四军控制地区，在新四军进攻伪军时，忠义救国军曾经公开出动增援，此外由于忠义救国军对伪军施以援手，从而引起了日军对伪军的怀疑，并且派出了军队进击忠义救国军，联合伪军和伪军做交易，这个政策的始作俑者是戴笠，1943年春天，戴笠从重庆到皖南的“忠义救国军”总部视察，他召集营以上干部开会时，公开阐述过这个生存政策，戴笠说部队在沦陷区活动，必须抓住一切机会利用伪军，否则部队就陷于敌伪匪三面环伺之下，我们就只有挨打，我们要控制沦陷区，如果不利用这些伪军的力量，这些力量就必然被别人抓去，依照戴笠的指示，忠义救国军对沦陷区的伪军做了大量的工作，不少伪军也因此成为埋藏在日军阵营里的“内应”，据不少当事人回忆，忠义救国军的人进出沦陷区，经常由伪军掩护接送，一些伪军部队甚至利用小汽轮挂上清乡大队的旗帜，接送忠义救国军的官员，以及接运弹药等军需物品，而当时忠义救国军指挥所和一、四两团中的不少官员都随身携带有“清乡大队”的身份证。
当时所谓“清乡委员会”和“清乡大队”之类的伪组织呢，是最吃香的机构，连日本人都让他们三分，因此这些带着“清乡大队”身份证的忠义救国军的官员，进出各地采办物资都是通行无阻，无人敢挡，此外伪军也经常给忠义救国军通风报信，报告日军的动向，以利忠义救国军的作战之需，不过在这样畸形的合作中，也出了一些极端的例子，这就是忠义救国军不但利用伪军来打击日军，同时也利用伪军和日军来打击中共的军队，忠义救国军第一团的团长郭墨涛由于吃了新四军的亏，就曾经联合日伪军准备偷袭新四军，最后闹的第一团的士兵们非常不满，纷纷表示，自己是要打鬼子，而不是要当汉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