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7月7日的卢沟桥事变，标志着日本帝国主义全面侵华的开始。而在发动这场战争之前，日本已经花了70年的时间在中国各地搜集情报。”日前，在由上海大学文学院历史系主办、上海大学中国史高原学科承办的“情报战与近代中国”学术研讨会上，近代日本谍报史研究专家许金生指出，明治维新以后，近代日本对华谍报活动极其猖獗，不仅组织严密、计划周全，且参与的主体形态众多。除了军人，还有身份隐匿或半隐匿的留学生、商人、医生、船员等。这些谍报主体组合在一起，共同构成了庞大而严密的实施系统。
假装卖烧饼，刺探长江兵要地志
许金生告诉记者，与中国一衣带水，为日本派遣大量间谍来华提供了极佳的地理便利。然而，这样的行为毕竟违反国际法，伪装成中国人便成了很好的幌子。中国地大物博，即便遇到语言障碍等问题，在北方自称南方人，在南方自称北方人，也能蒙混过关。以新纳时亮为例，他1886年来华刺探东南沿岸兵要地理。为掩人耳目，他化名邦山顺，扮成卖烧饼的，调查沿海和长江兵要地志长达5年，著有《支那沿岸纪要》二卷，为日后吉田增次郎(1912年任海军省中国谍报科长)完成《中国沿岸纪要全卷》奠定了基础。
据史料记载，当时清政府给予英国人内河航行权，却不允于日本人。因此，日本人想要了解长江流域的航道，基本依赖英国人的航道图，但这不能满足日本海军对外扩张的特殊需要，为了收集更多资料，及时增加和更新相关信息，日本海军省采取了很多措施，其中包括了间谍活动。今井兼昌是最早受命调查长江的日本专业人员之一。为了完成任务，1888年今井假扮日本船员住进上海联合海员宿舍，通过长江水手考试取得合格证后，在来往于长江的英国商船上当了约一年水手，利用此身份详细测量航道，研究十八滩的所在，回国后提交了《扬子江水路图》。
盗测的军事地图，缝在衣服夹层中
许金生透露，近代以来，日军为获得中国军事地理情报，不断派员来华进行谍报活动，并设立“土地调查班”盗测中国兵要地图，为全面侵华铺平道路。据统计，1913年至1925年间，除了西北、西南地区外，中国的大部分地区都遭到日军的盗测。根据日本军方遗留的原始档案，对于“土地调查班”的测量员，日本参谋本部要求他们均使用化名、扮成商贩活动。测量员在中国一般呆半年，如需与总部联系可写信。为了防止寄件过程中泄密，日军还制定了一套暗语，例如称参谋本部为本店，陆地测量部为代理店，组长为主任，组员为店员，中国士兵为批发商，既成图为订单，地图为账簿，测量地为经商地，销售额代表了已测量的平方里数量……
许金生发现，参谋本部每年一次制定的年度盗测计划和训示中，都有秘密行动的具体要求和暗号表。参谋本部还要求各测量组长提交实施过程报告，内容包括如何对付中国警察，如何因地制宜盗测，如何隐藏盗测成果等等。1925年，中国军队抓获了化装成中国人在湖北盗测的“土地调查班”村上鹤造，从他身上搜出的30张地图竟被缝在他的衣服夹层中。
“日本在中国的谍报活动，绝对不是由几个传奇人物、在某一段时间简单完成的。在这70年中，有组织、有计划的不为人知的‘普通’活动才是日军谍报活动的核心构成部分。”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徐有威告诉记者，研究过去，是为了以史为鉴。对于中国近现代史特别是抗日战争史研究而言，情报战的研究蕴含着大量丰富的历史信息，有待学术界深入发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