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1月25日，殷汝耕在日军唆使下，在通县宣布“独立”，成立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殷汝耕自任委员长，“负军政一切责任”，张庆余、张砚田、池宗墨等为委员。
殷汝耕“政府”的“部队”主力，是1935年5月奉国民党河北省主席于学忠命令开入冀东的河北特警第一总队和第二总队，分别由张庆余和张砚田任队长，两人原系第五十一军于学忠部的团长。当第五十一军调往甘肃时，两个总队因系地方特警，不算正规军队，所以没有随同开走。于学忠离河北前，曾密召二人嘱令：“好好训练军队，以待后命。”伪政权成立后，殷汝耕即以第一、第二两总队为冀东军事主干的冀东保安队，后来又成立了一个教导总队，以沈维干为总队长，归殷直接领导。
在宋哲元出任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以后，张庆余和张砚田密请张树声介绍前往宋哲元处，表明愿随宋抗日。在多次见面后，宋哲元还嘱咐张庆余和张砚田加强训练军队，做好准备工作，还给两人各一万元现金作为活动经费。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因宋哲元不在北平，张庆余派心腹刘春台密往北平见河北省主席冯治安请示机宜。冯治安说：现在我军同日军是和是战尚未决定，请你转告张队长，暂勿轻动。等我军与日军开战时，请张队长出其不意，一面在通县起义，一面分兵侧击丰台，以收夹击之效。二十九军参谋长张樾亭还将张庆余和张砚田所部“编入战斗序列”。
日军大举进犯南苑的战斗打响后，张庆余知“战机已迫，不容坐观，遂与张砚田密议，决定于7月28日夜12时在通县起义”。
起义部队封闭通县城门，断绝市内交通，占领电信局及无线电台，并派兵包围冀东伪政府长官署。殷汝耕闻讯，藏匿于贮藏金银冥器的橱柜顶上，起义部队搜殷不获，就威吓殷的仆人。仆人说：“长官!请出来罢，张大队长迎接您来啦。”殷汝耕听到后以为救兵到了，自橱柜顶一跃而下，立被拘捕。驻通县日本特务机关长细木繁中佐的公馆距伪署仅一巷之隔，他率领特务数十人抗拒，被起义部队乱枪击毙。日军驻通县的部队约有300人，由于日军的火力猛烈，工事坚固，激战达六小时以上，起义部队牺牲约200人。激战至29日上午9时，日军除一部分逃亡外，大部分被歼灭。另外，日军驻顺义部队约200人，也被我驻顺义起义部队苏连章团于同日突行夜袭，迅速予以歼灭。
由于天津的日军部队陆续赶来，起义部队决定放弃通县，开往北平与二十九军会合。当他们到达北平城下时，二十九军已撤退至长辛店、保定一带。正在这时，一股日军突然从北平城内杀出，正赶上押解殷汝耕的汽车走到安定门与德胜门之间，被日军将将殷汝耕劫走。起义部队遭受严重伤亡，遂化整为零，向保定进发，沿途却被孙殿英部缴械。
据日方记载，殷汝耕30日下午2时左右，通过北平安定门外某车站站长家直接给日本驻华大使馆驻北平的陆军助理武官今井武夫打电话，请求救命。今井武夫找到“维持会的公安局长”潘毓桂，让他打开城门放进殷汝耕。
殷汝耕虽保住了性命，但日子并不好过。虽然获救的第二天就表示“痛感罪孽深重，理应引咎辞职”，但是日本军方并不买账，以“保护”为名，将殷汝耕羁押在宪兵队。细木繁的妻子为了替丈夫报仇，向日军指控“殷与起义军串通”。据今井武夫说，日军天津驻军司令部之所以对殷汝耕“产生误解”，是由于殷的秘书长、后来在唐山代理长官职务的池宗墨的有意陷害。一直到当年年底，日军天津驻军司令部才算消除了对殷汝耕的怀疑，把他释放。
后来通县起义的领导者张庆余曾经被蒋介石接见。蒋介石问张庆余：既捉住殷汝耕，却为什么不杀?张庆余回答说：当时本拟将殷逆枭首示众。因刘春台说殷逆系何应钦代委员长和黄郛委员长的亲信，派他到冀东担任蓟密专员，所以才改为押送北平交宋哲元处理。
抗战期间，殷汝耕先在北平待了一段时间，后又去汪伪政权任职，抗战胜利后，被国民政府逮捕处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