襄阳之战是元朝统治者消灭南宋政权的一次重要战役，是中国历史上宋元封建王朝更迭的关键一战。这次战役从南宋咸淳三年(1267年)蒙将阿术进攻襄阳的安阳滩之战开始，中经宋吕文焕反包围战，张贵张顺援襄之战，龙尾洲之战和樊城之战，终因孤城无援，咸淳九年(1273年)吕文焕力竭降元，历时近6年。
早在窝阔台灭金的过程中，蒙古贵族就已展开了对南宋的侵掠。但由于江南人民的奋起反抗，直到1271年元朝建号时，南宋王朝依然偏安在江南。不过，这时的南宋小朝廷已经日益衰朽，兵疲财溃，势在灭亡了。襄樊之战是南宋与蒙古之间的一场决定生死存亡的重要战争，也是元朝统治者灭亡南宋统一中国的一次重要战役，对南宋而言，襄樊失守，长江中上游门户洞开，南宋的防御体系被突破，长江天险已经不能阻挡元军的前进;对元朝而言，占领襄樊，元军乘胜自两湖长驱南下，加速了元朝统一中国的进程。要完整认识这段历史，就应寻根溯源，从战争入手，深入分析其胜败原因，以之为鉴明得失。
一、襄樊之战的背景
1234年当蒙古借助南宋的力量灭亡金朝后，并没有按照原来的协议把黄河以南的土地交给南宋。同年南宋军队发起了所谓的“端平入洛”之战，北上收复汴京等地，宋军在军事上未做充分准备，粮食又不继，狼狈败回，这次战争揭开了蒙古与南宋战争的序幕。接着蒙古军队横扫大西南，当吐蕃、大理相继归附蒙古之后，除东边的大海外，蒙古已从南、北、西三面对南宋构成战略包围。
此时蒙古统治者认为攻宋时机已经成熟，1258年蒙古大汗蒙哥兵分三路攻宋。在1259年，蒙哥在进攻合州钓鱼城时被宋军炮石击中，死于军中。蒙军败退。此时忽必烈军事上也陷入了困境，同时为了北归争夺汗位也无意南征。而此时南宋宰相贾似道督大军援鄂，不敢战，使人求和，许称臣，划江为界。忽必烈借机罢兵北归。南宋与蒙古在江淮一带保持对峙局面。
忽必烈时期，对宋战争的进攻重点改为襄樊，实现了由川蜀战场向荆襄战场的转变。南宋襄樊地处南阳盆地南端，襄阳和樊城南北夹汉水互为依存，跨连荆豫，控扼南北。所谓“西临关陕，可以召将士;北距三都，可以遣救援”。地势十分险要，自古以来为兵家必争之地，也是南宋抵抗蒙古军队的边陲重镇。咸淳三年(1267年)南宋降将刘整进策说：“自古帝王，非四海一家，不算正统。”刘整还向忽必烈进献攻灭南宋策略，先攻襄阳，撤其捍蔽，他认为南宋如果“无襄则无淮，无淮则江南唾手可得”，刘整的“攻宋方略，宜先从事襄阳”的建议为忽必烈所采纳，宋元战争进入了元军对南宋战略进攻的新阶段。
二、襄樊之战过程及结果
1261年潼川安抚使、知泸州军州事刘整以泸州十五郡叛宋降于蒙古，忽必烈以刘整为督元帅。1262年兀良合台子阿术统领南征蒙、汉诸军。在忽必烈结束汗位之争，稳定内部之后，又把注意力集中到南方。忽必烈根据刘整的建议，开始实施对襄阳的战略包围。王夫之有一段分析，有助于衡估襄、樊的军事地理价值：“江东之险在楚，楚之险在江与汉之上游。恃大江者非恃，弃上游者弃其所依”。正如元将郭侃所说：“宋据东南，以吴越为家，其要地荆襄而已。今日之计，当先取襄阳。而直趋临安，疾雷不及掩耳，江淮、巴蜀，不攻自平。”元军从至元五年(公元1268年)起全力以赴攻襄、樊，动员了十万以上的兵力，每年在襄、樊消耗的军费约为全部财政收入的一半。其主要战略部署分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建立陆路据点，作为攻宋的根据地。早在1261年夏，忽必烈根据刘整建议，遣使以玉带贿赂南宋荆湖制置使吕文德，请求在襄樊城外置榷场，吕文德应允。蒙古使者以防止盗贼、保护货物为名，要求在襄樊外围筑造土墙，目光短浅的吕文德竟然同意。于是蒙古人在襄樊东南的鹿门山修筑土墙，内建堡垒，建立了包围襄樊的第一个据点。咸淳四年(1268年)，蒙将阿术在襄樊东南鹿门堡和东北白河城修筑堡垒，切断了援襄宋军之路。咸淳六年(1270年)，蒙将史天泽在襄樊西部的万山包百丈山筑长围，又在南面的岘山、虎头山筑城，连接诸堡，完全切断了襄阳与西北、东南的联系，并建立起长期围困襄樊的据点，使襄阳与外界的联系完全中断，襄樊成为一座孤城，至此，元军完成了对襄阳的全面包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