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8、9月份，长春已在山穷水尽的边缘了。军队因长期吃豆饼酒糟，许多官兵得了浮肿病，虚弱得难以行走。各部队指挥官和地方行政长官几乎天天来找我，请求设法解决粮食、燃料之急需，我为此焦急得食不甘味，席不安枕。我曾设想利用市内宽阔的马路，开辟出一个简易机场，以进行空运。但工程刚一开始，马上就招来解放军的猛烈炮火，只得作罢。无奈，我只好再三哀请蒋介石先生和卫立煌将军增加空投。奇怪的是，我电报催得愈急，飞机来得愈少。开始每天还有十一二架飞机来空投，以后减到每天三四架，而且一逢阴天下雨就停飞。这点粮食对于十万大军来说，简直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尤其恼人的是，空军与新7军曾有摩擦，因此飞行员执行任务时就采取不负责任的态度，飞机飞得既高，又不按规定办法投掷，结果常把许多粮食误投到解放军的阵地上，官兵气得直骂。
我曾规定，每次空投的粮食，由兵团司令部负责收集，统筹分配各部队。但由于空投不准确，一些米包落到指定地点以外，立刻引来成批饥饿的军民蜂拥抢夺，甚至彼此展开械斗。我怕引起大的混乱，亲自下了一道措辞严厉的命令，大意是：今后凡有不顾法纪，仍敢擅自抢藏空投物资者，一经查获，即予就地枪决。但此后这类事情还是时有发生。盖因在极度饥饿威胁下的人们，已无法再以纪律和命令来有效约束了。
当时军队的缺粮情况如此，一般市民的处境就更惨了。自7月以来，市内已有饿殍出现。许多百姓因粮食吃光或被军队搜光，只得靠吃树叶、草根度日，结果因身体极度虚弱而病死、饿死的人愈来愈多。有的人在街上走着走着，突然倒下就死去了，尸首也无人安葬。后来街市上甚至出现了卖人肉的惨剧，我虽下令追查，但也不了了之。
那一时期长春街头经常出现一些被遗弃的婴孩。这些不幸的孩子一个个饿得瘦骨嶙峋，有的已奄奄一息了。凡听到孩子们撕肠裂肚般啼哭的人，无不心碎。倘不是被内战逼得走投无路，天底下哪里会有丢弃自己亲生儿女不管的狠心父母?起初，我曾发动地方慈善机关收容这些孩子。后来又竭力动员军队眷属抱养，无奈被遗弃的孩子愈来愈多，有时每天竟多达近百名，这如何收容得过来?许多孩子就因此而死掉了。
大约在8月初旬，蒋介石先生在庐山上发来电令，让我将长春城内居民向城外疏散，以减轻守军压力。于是我下令开放南向沈阳，东向永吉两条路口，放老百姓出市区。但老百姓到解放军阵地前要查明身份才能放行，致使大批拖家带口的市民麇集在南郊和东郊两军阵地之间的空隙地带，一时出不去，欲退又回不来，加上一些土匪乘机抢劫钱财食物，弄得百姓们惨状百出，终日哭号之声不绝，以后在这些地方饿死、病死的人无法计数，据说长春解放时，在城东、南郊一带掩埋的尸体就有几万具。
长春本是一座美丽的城市，此时城内外却是满目疮痍，尸横遍地，成了一个活生生的人间地狱，人民遭受了一场亘古少有的浩劫!多少年来，每每追忆起长春围困战时的惨状，我都不免心惊肉跳，尤其对长春人民当时所遭受的巨大灾难和牺牲，更感到万分痛苦和歉疚，此生此世我都将愧对长春的父老百姓!
遗憾的是，那时尽管我已经清楚地意识到，长春守军灭亡的命运已经不远了，而且内心更加后悔当初到东北来打这场内战，但是，那种愚忠愚孝的封建意识却继续左右着我的思想。我错误地认为，不论国民党多么腐败，也不论局势多么险恶，我毕竟跟着蒋先生干了几十年，唯有尽自己力量，挣扎到底，才能保全军人的气节，对蒋先生也算是问心无愧。所以，我的心情虽然极度痛苦、绝望，却仍然强作镇静，拼命支撑，丝毫没有改变坚守到底的决心。由于我的这种顽固态度，使长春人民蒙受的灾难又延续了一个时期，这是我后来思之而痛悔不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