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44年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年份。就在这一年，延续了二百七十六年的大明王朝走到了尽头。与此同时，中国又出现了三股主要势力逐鹿中原的情况，这三股势力分别是：大清政权、大顺政权，以及南明弘光政权。
大清政权也就是后来的清朝，这个大家想必都非常了解。大顺政权由农民起义军领袖李自成所创建，虽然起初大家都视李自成和他的军队为“闯贼”、“流寇”。但到了1644年的时候，人们的印象已经普遍改变。许多人都开始承认李自成将是未来新王朝的统治者，这一点从当时大批官绅归附到大顺政权中就可以看出。
南明弘光政权是明朝崇祯皇帝殉国后，明朝宗室和遗臣们在留都南京建立的政权，弘光皇帝朱由崧是万历皇帝之孙、崇祯皇帝的堂兄。因此在当时人们眼中，南明自然是最为正统的政权。
从以往的历史经验来看，这种群雄割据的局面往往要维持相当长一段时间。可是这次却不一样，仅仅过了一年时间，清军就以锐不可当之势，相继攻灭大顺政权和南明弘光政权，统一了大半个中国。清军入关之时，所率兵力仅有十万余人，为何能进展如此神速呢?
究其原因并非满清八旗军天下无敌，而是因为许多原来侍奉明朝的文臣武将纷纷率领本部兵马降清，极大扩充了满清的实力，以至于让清军在南征北战的过程中，兵力反而越来越多。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这些明朝的文臣武将不去归附南明，或是归附大顺，而非得去向清廷投降呢?
从个人感情上来说，这些文臣武将无疑对南明政权最难以割舍的，毕竟他们个个都世受皇恩。退而求其次的话，李自成的大顺政权也可以接受，因为改朝换代在中国历史上并非稀罕事，从个人和家族利益上来考虑，给大明朝老朱家打工和给大顺朝老李家打工，本质上没什么区别。
至于归降大清政权，那就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当时明朝人都称呼满人为“建虏”、“鞑子”，在他们心目中，满清就是由一群孔武有力，不懂礼数的蛮夷组成的原始政权。投降满清，那就相当于成为“鞑子”的奴隶，这是何等的屈辱，对当时明朝人来说，简直无法想象。可事实上却是，成批的文臣武将投向了满清，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原来，在1644年初，李自成率军攻打北京的时候，官绅们眼看国家即将易姓改号，于是纷纷改换门庭加入到李自成的大顺政权中。明末史学家谈迁在他的著作《国榷》中用八个字形容当时的情景是：“衣冠介胄，叛降如云”。
可是让人想不到的是，李自成在攻下北京后，为了解决军饷问题，竟下令对官绅追赃助饷，也就是强迫大家交出银子，没交纳规定额度的银子就要被严刑拷打，活活打死者不在少数。
官绅们放弃名节，改投到李自成阵营中原本是为了保全个人和家族的利益，结果遭遇追赃助饷，不仅名声尽毁，甚至连生命安全都无法保障。一位身陷北京的明朝官员在绝望中愤慨地说道：“是岂兴朝之新政哉，依然流贼而已矣。”
在经过一轮又一轮的追赃助饷后，李自成的大顺政权和原来明朝官绅阶层成了势不两立的群体，很多人都想尽办法逃往南方。可是，当逃到南方的官绅们抵达南京后，等待他们的不是南明朝廷的热烈欢迎，而是权臣马士英、阮大铖等人掀起的“顺案”审查。所谓“顺案”就是指李自成攻下北京后，被嫌疑有过变节行为的明朝官绅。马、阮等人利用“顺案”疯狂迫害自己的政敌。
清军在山海关打败李自成后进入北京，摄政王多尔衮采纳了汉族大臣洪承畴、范文程等人的建议，对原来明朝官绅采取了积极拉拢的策略，“令在京内阁、六部、都察院等衙门官员，俱以原官同满官一体办事”。
不久又宣布：“凡文武官员军民人等，不论原属流贼，或为流贼逼勒投降者，若能归服我朝，仍准录用。”清廷的这些笼络策略对于当时正处在走投无路情况下的明朝官绅而言，可谓是绝处逢生，于是大家纷纷改投清廷。
这些投降的官员大部分都得到了很好的待遇，多数人的官职比原来更高，在他们的示范效应下，更多汉族官绅投身清廷，清朝在入关之初就是用了这种恩威并施的策略，迅速席卷了中国的大江南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