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光绪26年(1900年)6月11日大英帝国、美利坚合众国、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德意志帝国、俄罗斯帝国、日本帝国、奥匈帝国、意大利王国等国派遣的2,000多人组成的联合远征军，由英国海军中将西摩尔率领，强占火车由天津驶往北京。8月14日，联军抵达京城，是为八国联军侵华。
这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件大事，在此之后，清政府签订《辛丑条约》付出庞大的赔款，并丧失多项主权。有文章指出，影响所及，清帝国内部及辽东之权力平衡，亦受重大冲击，间接导致清廷衰落。
后人给出种种理由，论证清军从武器装备到军事素质都不如西方的现代化军队，输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这无疑是站不住脚的，黑旗军在越南抵抗法国军队获得了多次胜利，八国联军进兵也在廊坊遇到殊死抵抗，进退不能。在联军重振旗鼓后，从6月17日至7月14日为止的近一个月里，天津军民展开了一场规模空前的城市保卫战。
虽然有人论证天津保卫战的成果是义和团的功劳，譬如中国历史教科书写作“以义和团为主体的反抗外来侵略的战争”，然而无法遮掩的事实是，无论是总指挥裕禄还是主将聂士成都是清廷正规军，防守也是以清军为主。在月余的战争中，清军造成联军死伤九百余人，其中校以上军官25名。最终，天津在联军的不断增兵以及清军自身失误中失守。
吊诡的是，此后联军再也没有遇到一场像样的战斗。8月2日，联军集兵二万自天津沿运河两岸进发，尽管当时京津之间的清军及拳民合计有15万之多，但联军沿途并未遭遇强力抵抗。只是时值仲夏，气候炎热潮湿，加上沿途浓密的玉米地形成天然屏障，导致联军14日才抵达北京城外。
如果15万清军以及义和团奋起抵抗，2万人马的八国联军能保存多少抵达京城是个未知数，而他们为什么采取不抵抗政策?这个锅，要慈禧太后、甚至道光来背。
道光二十年，也就是1840年，林则徐虎门销烟引来了英军。8月9日，英军抵达天津大沽口，威胁北京。惊慌失措的道光帝一面令直隶总督琦善议和，一面令两江总督伊里布查清英军攻占定海的原因。在得知“只要清廷惩治林则徐”就可以解决所有问题后，道光帝对林则徐的的处罚毫不手软。
此后，通过惩办当事官员来安抚洋人的愤怒，成为同治皇帝、慈禧太后处理类似事件的范本。
同治九年(1870年)，天津发生教案，这件事本来脉络清晰、曾国藩处置得当。结果清廷因急于平息法国的怒气，推翻了曾的定论，将天津府、县官员张文藻、刘杰发遣黑龙江赎罪，并“缉拿”了20名“凶手”判决死刑，以抵被打死的20名洋人之命。
回到八国联军侵华一事，慈禧太后自义和团崛起后，对待义和团和西方列强的态度一直摇摆不定。从1900年5月命令主事大臣配合支援义和团针对外国使馆，教堂和商行的暴乱攻击行动到同年6月16日发出解放拳民的上谕，次日又要满清亲贵统领义和团，25日慈禧太后谕荣禄停攻使馆，并送蔬果食物等往使馆慰问，3天后清军复攻使馆。
摇摆不定的慈禧太后到底要做什么，没有人猜得透。如果真如慈禧太后命令那样将使馆攻打下来，是否转头就要面对太后的怒火，谁也不清楚。有野史记载，张怀芝奉命重炮攻击使馆区，张有此顾虑，要荣禄给他书面命令。荣禄则坚决不肯，最后说了一句“横竖炮声一响，里边(皇宫)是听得见的。”于是张心领神会。此后炮声震天，但都打在无人的空地上。
此虽为野史，却不失为当时满朝文武的真实写照。恐怕只有奋力抵抗联军的裕禄与聂士成才是异数。
在人心散了后，慈禧太后于7月28日处死主和的大臣许景澄及袁昶，8月11日处死联元、立山及徐用仪于挽回局势毫无用处，只能带着光绪皇帝一路西逃而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