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4年2月6日，日本与俄国断绝外交关系，8日，日本海军突袭了旅顺港内的俄舰，日俄战争正式爆发。作为这场战争最大的利益相关者，清廷选择了“局外中立”。此立场成了近代中国最著名的耻辱性标签。
但就当时的客观形势而言，此乃清廷唯一可能且唯一正确的选择。
甲午战争后，清廷编练的新军稍有起色，即因慈禧之盲目而遭八国联军打击。再者，按《辛丑条约》规定，中国须接受为期两年的军火禁运的国际制裁，如此，速成一支近代化军队的可能性几乎为零。1903年，清政府设练兵处改革军制，制定了一个在全国编练新军36镇、练兵40万人的计划，但该计划直到清朝灭亡也未能完成。海军方面，甲午战争之后因经费拮据，重建始终未能提上日程。财政方面，清廷也不足以支撑一场战争—1904年1月，慈禧谕告军机大臣，曾发出“库储一空如洗，无米何能为炊”的哀叹。正因为中俄的军事实力完全不可同日而语，故而清廷官员无一人考虑过单独对俄作战的可能性。
但就常理而言，清廷当时也没有宣布“局外中立”的客观环境—战争在中国东北进行，战争双方争夺的焦点是中国的东北领土，倘若清廷宣布“中立”，则不得不承担“中立”的恶果：不能守卫疆土、保护民众而招致举国痛骂尚在其次，更重要的在于，“中立”必然会给战胜国以中国自愿放弃东北主权的口实。故而，清朝多数地方督抚主张“联日拒俄”。但直隶总督袁世凯则坚决反对，理由是：“附俄则日以海军扰我东南，附日则俄分陆军扰我西北，不但中国立危，且恐牵动全球。日俄果决裂，我当守局外。”至于“守局外”的具体操作方式，袁世凯说：“如日船在各口购备战物，地方官应按局外公例，行文诘阻，如用兵强办，我亦无可如何，但不可由我接济，及由我明许。至无论将来如何，必须先从局外入手。”
袁氏虽然主张“局外中立”，但客观上，“中立”即意味着清廷放弃东北领土主权。如何才能既保住东北领土主权，又避免加入日俄两国的大战当中自取灭亡，就成了一个需要解开的死结。
解开这个死结的，是列强的介入。早在1903年11月25日，日本就已向清廷通报了日俄交涉的破裂及日本的备战情况。但直到1904年2月12日，清廷才宣布“中立”。个中原因，正是列强的介入—美国国务卿训令美国公使向中、日、俄三国表明美国的意愿，要求交战国尊重中国的中立地位和领土完整;同时，英、法、德、意四国驻华公使也分别致电本国政府，建议本国向有关国家表达与美国相同的意愿。
站在英、美等国的立场上来看，清廷参战势必助日，如此，在中俄之间漫长的边界线上，清廷无防御力量，俄军势必长驱直入，再加上内部的反清浪潮，清廷极可能因此彻底崩溃。这种局面对急于领土扩张的俄、日而言，实乃求之不得，却不符合更重视商业扩张的英、美等国的利益。所以，维持清廷的完整与稳定，就成了英、美等国首要考虑的问题。如此，清廷的领土完整得到了国际承认，其宣布“局外中立”也就具备了可行性。
英、美等国的态度，也决定了日本的态度。日本自然是希望中国出兵助战的，但英、美等国既然支持中国“中立”，日本政府也就从现实利益考虑，很快表达了同样的意愿。于是，1904年2月12日，清廷宣布：“现在日俄两国失和用兵，朝廷轸念彼此均系友邦，应按局外中立之例办理。”正式定下了“局外中立”的外交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