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廷黻(1895.12.7-1965.10.9)，中国著名历史学家、外交家，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湖南邵阳(今邵东)人，1911年赴美求学，获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1923年回国任南开大学第一任历史系主任，与梁启超成为南开大学史学的奠基者;1929调入清华大学任历史系主任，在任期间改革清华大学历史系，建立起全国一流的史学阵营;1935年受到蒋介石的赏识，弃学从政，任国民党行政院政务处长，1945年被任命为中国驻联合国常任代表，1961年任台湾驻美“大使”兼“驻联合国代表”;被誉为国民党官员中“最知外交的人”;1965年10月9日在纽约去世，享年70岁。
人物简介
蒋廷黻(fú)(1895.12.7-1965.10.9)，中国历史学家，民国时期外交家，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出生于湖南省宝庆府邵阳县(今属邵东县)楮塘铺(今属廉桥镇)一个中等农家。
1911年，由教会资助赴美求学。先后就读于派克学院、奥柏林学院和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攻读历史，获哲学博士学位。
1923年回国，先后任南开大学、清华大学教授，清华大学文学院院长、历史系主任。他主张兼重中外历史，兼采中外史学研究方法，在研究中国近代外交史过程中，形成了一套对近代中外关系变化如何影响中国历史发展的看法，十分重视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档案资料的整理工作。美国著名汉学家费正清正是师从于他。
“九·一八事变”以后，国难当头，他和胡适一起创办《独立评论》，品评时政，并引起蒋介石的注意，曾三次召见蒋廷黻;在20世纪30年代“学者从政”的浪潮中，1935年12月，蒋廷黻以非国民党员的学者身份参加国民党政府，任行政院政务处长，从此离开清华大学;后在国民政府从事外交事务，1945年被任命为中国驻联合国常任代表。
1961年11月，改任台湾驻美“大使”兼“驻联合国代表”，1965年10月9日卒于纽约。
蒋廷黻是南开历史系的创建者，他主持开设了西洋通史、一百五十年来之欧洲、英吉利通史、美利坚合众国通史、近世欧洲经济史、欧洲列强扩充他洲史、欧洲文艺复兴及宗教改革史、欧洲外交史、中国外交史等课程。蒋廷黻知识渊博，长于演说，讲课很受欢迎。
他在南开主持历史教学长达6年之久，不仅把西方史学研究方法带到南开，且吸收欧美最新研究资料和成果，第一次比较系统地构建了南开西方史学的课程体系，在当时的大学历史系发挥了先导示范的作用。针对中国传统的治史方法，蒋廷黻特别强调口述历史学和社会调查的重要。他亲自带领学生深入南开大学附近的八里台村调查村史，了解河北逃荒农民在城市郊区聚成村落的变迁轨迹，组织工厂调查团到天津裕源纺纱厂系统调查工人情况，对调查结果用科学方法进行排比，撰写调查报告。
蒋廷黻在南开历史系最早开始了中国近代外交史料的收集研究工作，作出了开创性贡献，并率先在历史系讲授中国近代外交问题，成为中国近代外交史教学研究的先驱者。
人物生平
中国外交史学的奠基人
蒋廷黻(1895—1965)，字绶章，笔名清泉。湖南省邵阳县(今邵东县)人，1895年12月出生于邵阳县东乡黄阪桥一个小康之家。父亲和伯父经商，家中略有地产。蒋廷黻6岁起，接受私墪教育。1906年入长沙明德小学，学习新学课程。同年秋转入湘潭益智中学;1911年由基督教青年会介绍自费赴美求学,人密苏里州派克学院预科。1914年入俄亥俄州奥柏林学院,主修历史。时值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他同情协约国,加入奥柏林后备军训练团。1917年毕业后赴法国参与战地服务一年。先后在里昂附近的圣芳斯军需厂和勒克列索的斯耐达兵工厂组织类似茶馆的俱乐部，举办学习班，教授中国工人法文和中文，替他们写家信，寄钱回家。期间，曾与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团有所接触，“分担他们的忧虑和失望”。
1919年夏，蒋廷黻进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先是专攻新闻，继而改学政治，最终转学历史。华盛顿会议期间，曾积极组织“中国留美学生后援会”，担任英文刊物主编之一，声援中国代表团的外交努力。1923年春，蒋廷黻获哲学博士学位，论文题目是《英国劳工党的外交政策》，同年回到中国,任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1929年又接受清华大学校长罗家伦邀请，出任历史系主任、文学院长，并在北京大学兼课，主讲中国外交史及法国革命史。并从事中国近代史教学和研究，凡11年。
他提出了建立研究和写作中国外交史的新标准，主张撰写外交史必须搜罗有关各国文件，在写作形式与内容上开始与国际史学研究接轨，形成了区别于中国传统史学研究的重综合、重分析、重对历史的整体把握的新学派。他编著的《评<清史稿 邦交志>》(1929)、《近代中国外交史资料选辑》(上、中，1931，1934)、《最近三百年东北外患史》(1932)、《中国与近代世界的大变局》(1934)、《中国近代史》(1938)等，为民国外交史新学科的形成作出了重要贡献。
九一八事变后的主和派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他在燕京大学发表演讲，支持政府划锦州为“中立区”的政策，遭到燕大师生通电反对。1932年春，他和胡适等创办了政治性刊物《独立评论》，成为核心人物，在对日主张方面，他赞同丁文江的倡议，仿照列宁在十月革命之后为了保住年轻的苏维埃政权而签订《布列斯特和约》，主张“为了对日和平不惜任何代价”，也附和胡适提出的“和比战难”的观点，自称是“对战争的狂热者从事一场艰苦的作战”。他认为“对日作战将遭失败，现代化的战争需要长期准备，然后全国总动员”，甚至在《独立评论》撰文批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政治主张。他对于时局和中国对日关系的一系列主张，很快引起中国最高当局的注意。
1933年夏，蒋介石在庐山牯岭约见蒋廷黻，他提出“正确结合政策和武力的理论”，建议先建立一个真正核心地区，然后分阶段进行，将来利用抗日战争达到统一中国。同年秋，时任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的汪精卫亦在南京约见蒋廷黻，征求其对日方针的意见，蒋氏明确反对使用公民投票的方式决定对日和战问题。翌年初，蒋介石再次约见蒋廷黻，他建议在“剿共”战争中解决农民土地问题，并称此为对付共产主义的“釜底抽薪之法”。
出任驻苏大使
1934年8月，蒋廷黻赴苏联和欧洲收集中国外交史资料，蒋介石要求他利用此行试探中苏合作的可能性，并通过外交途径说明蒋廷黻是他的私人代表。10月16日，蒋廷黻会见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斯托莫亚科夫，斯氏着重表示，“对蒋介石，我们把他当成与我们友好国家的领导人一样尊敬”，“我们真诚希望发展和巩固两国关系”。蒋廷黻致电蒋介石报告：“中苏利害相同，友谊亟宜培养，互信极宜树立，如此则我外交可添一路线，世界对等阵线可望维持。”蒋介石复电甚表嘉许。
1935年冬，蒋廷黻被任命为行政院政务处长，走上从政道路。其时，行政院对与日本和战问题展开争论，他主张“光荣的和平”，并提出一项修建铁路、发展工业、改良农业的发展计划，以为国力增强之后方可言战，受到实业界的激烈反对，计划流产。
次年10月，复被任命为驻苏联大使。政府高层希望蒋氏设法使苏联与中国并肩作战，抵抗日本侵略。然而，蒋廷黻却未能在任内将中苏关系大力向前推进。客观原因是中苏间围绕着新疆问题、外蒙古问题、出售中东铁路问题等，矛盾不断，发展双边关系的条件尚不成熟。主观原因是蒋氏力主“中国与几个国家(包括苏联)结盟的机会比中苏单独联盟的可能性大”，对苏联态度的评估与政府期待不符。加上西安事变发生后，他在未得到外交部指令情况下，根据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密电，向苏联外交部提出抗议，指责西安事变是“苏联指使”，引起苏方强烈抗议，并导致苏方对蒋氏的冷遇。
抗日战争爆发后，蒋廷黻坚持“除非日本先对苏联下手，苏方不会对日作战”的判断，亦与国民政府争取苏联加入对日战争的外交决策不符，蒋氏任职仅年余即奉调回国。使苏期间，经过他的努力和交涉，赴苏已十多年的蒋介石之子蒋经国顺利回国，从而使蒋廷黻与小蒋建立了密切的关系。
参与及国际组织外交
归国后，蒋廷黻继续担任行政院政务处长，并一度兼代行政院秘书长及行政院发言人。他的主要政务活动集中在内政方面，但也参与若干外交方面的活动。
1942年8月9日，他以政务处长身份发表正式谈话，希望联合国通过类似《大西洋宪章》的宣言，保证韩国在战后独立。此为中国官方首次公开正式对战后韩国独立问题表明立场。27日，蒋廷黻应重庆中美文化协会邀请发表《江宁条约的思想背景》，纪念《南京条约》签署100周年，从一个特殊角度分析不平等条约的起因，主张“中外都不必感情用事，引起仇恨”，“可以一面取消不平等条约，一面促进友邦的友好关系”，在舆论界、外交界产生了重要影响。
1943年11月，蒋廷黻赴美国出席联合国善后救济会议，后任中国驻联合国救济总署(“联总”)代表，其工作转向中国的联合国以及国际组织外交。
1944年7月，他出席联合国金融货币会议，参与国际货币基金和国际建设开发银行的创建。
1945年初，担任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行总”)署长。在分配联合国救济物资时，不顾国民党方面反对，力主国民党统治区与共产党占领区一视同仁进行分配。11月14日，与“联总”驻华代表签署《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与“联总”基本协定》。
1946年，他利用救援物资和设备，在邵阳市设立乡村工业示范处，兴办了机械、铸造、制革、农药、硫酸、水泥、粮油加工、肥料、自来水等小型工厂，为邵阳现代工业之始。在邵阳东乡宋家塘设立“华中农业技术推广站”，开邵阳农业生产新技术和农业机械耕作之先河。同年10月，转任联合国远东经济委员会代表。
1947年4月，当选中央研究院人文组院士。6月，担任联合国在上海和马尼拉举行的远东经济委员会第一届会议主席。11月，担任中国常驻联合国首席代表兼联合国安理会中国首席代表。
筹划自由派内阁的干
1947年12月，任中国驻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常任代表。此后从事职业外交生涯，长达15年。
1949年4月和5月，南京和上海已经解放，美国已经放弃援助国民党政权的对华政策。在蒋介石的默认和支持下，蒋廷黻同宋子文、顾维钧等人筹划胡适组阁，企图促使美国政府改变对华政策。
同年6月12日，在广州的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长阎锡山任命胡适为外交部长。这是国民党最高当局抛向美国的一个试探性的气球。蒋廷黻不仅赞成胡适出任外交部长，而且主张由胡适担任行政院长，出面组织自由派内阁。他认为中国国民党的失败就在于缺乏一个在野党的监督，为此，积极推动创建以胡适为党魁的新自由派政党，草拟了《中国自由党组织纲要草案》，与胡适商定了该党的核心人物名单。蒋廷黻设想以该政党为新内阁支撑。6月中旬开始，他与宋子文、顾维钧、胡适频繁磋商，认为胡适出面组阁“是我们挽救中国的最后一个机会和最后一张牌”。然而，由于美国政府最终没有接受这个方案，蒋廷黻等企图建立自由派政府的计划以失败告终。
新中国成立后，蒋廷黻继续担任台北当局驻联合国首席“代表”，时间长达14年之久。1949年底，苏联驻联合国代表提出《中国代表权应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新指派的代表任之》草案，他串联西方国家代表极力阻挠这一草案在联合国大会上付诸讨论。曾在联合国第四、五、六届大会上多次提出所谓“控苏案”，指斥苏联是共产主义与帝国主义掺和起来的共产帝国主义。因此，倍受西方赏识。其间，他发生婚外恋，原妻不断去联合国干扰其公务活动，使他无法再在联合国任职。
1962年，他转任台北当局驻美“大使”。1965年5月退休，暂居纽约。应哥伦比亚大学之邀，口述其回忆录，计划结束该项工作后，返台中央研究院，重拾中国近代史研究。惜口述回忆录仅完成三分之二，即于当年10月病逝。
蒋廷黻学贯中西，后期从政，不置产业，不任用私人，其子侄辈与乡人，多人求其提携，均因才不及任而斥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