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4年，甲午战争期间，据日本外交档案显示，在同日本外交人员接触时，伍廷芳多次称自己是日本人的朋友，因此他非常珍视这份友谊。既然是朋友，就应该推心置腹，因此，伍廷芳在与日人交谈中几乎是毫无保留地多次泄露了许多至关重要的清廷内部政要秘闻。但是，日本的外交官们在与伍氏打交道时，却与伍氏态度大有不同。他们从来没有忘记自己外交官的职责，表面上他们也称伍氏为朋友，可是，他们似乎并未把伍氏视作真正的友人，而是把他看作是提供重要情报的来源。正因为如此，每当伍廷芳的谈话结束以后，这些公使、领事们都要将其内容一五一十地向日本外务省禀报，以供上层在制定对华政策时参酌。其次数之繁多，内容之重要，其数量之多，简直让日本的外交官都感到惊讶不已。《马关条约》签订后，由于的内容十分苛刻。故从朝廷大僚，到民间有识之士无不为之切齿痛恨。康有为曾为此发动了一千多名会试举子公车上书，吁请废约再战，奋发图强。台湾举人更是痛哭流涕，痛不欲生，认为“与其生为降虏，不如死为义民”，乞求清廷千万不要割舍台湾。然而，直接参与《马关条约》签署的清廷代表伍廷芳等人的感情却完全与众不同，他们觉得谈判来之不易，理应履行条约所规定的条款。甚至认为主战派的废约企图，是无理取闹，无事生非。对于侵略者日本，他们非但没有憎恨与嫌弃，反而通过谈判增加了好感，企图依赖日本之势力，与光绪皇帝为首的清政府讨价还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