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改革
赵昚吸取权相秦桧长期位居宰相、形成盘根错
节势力的教训，大大缩短了宰执的任期。赵昚时刻提防宰执发展个人势力，结成朋党。赵昚还十分严格地遵守外戚不预政的“家法”，成功地防止了如同后来权臣韩侂胄、贾似道以外戚擅权揽政的局面。在宰执集团内部的宰相与执政的关系上，赵昚也力图使参知政事成为牵制宰相的力量。
此外，赵昚还加强台谏官的监察职能，其主要目标是针对宰执集团，尤其是针对宰相的。首先，孝宗将台谏官的除授权控制在自己手中，以切断宰相与台谏官之间互相援引、倚为鹰犬的关系。赵昚勤于理政，在南宋诸帝中还是出类拔萃的，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蚤夜孜孜不敢怠惶，每日灵时已无一则自事，思曰：岂有未至者乎?则求三两事反复思虑，唯恐有失。” 以致在他禅位的前一天还在亲自除吏。
通过对赵昚理政的考察，不难发现，在他日理万机、事必躬亲的背后，隐藏着他对百官的不信任，唯恐被他们蒙弊。
平反岳飞
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赵昚在登基之初，打着高宗的旗号下诏：“追复岳飞原官，以礼改葬，访求其后，特与录用。”当年十月，又颁发正式文告，宣布追复岳飞“少保、武胜定国军节度使、武昌郡开国公、食邑六千一百户、食实封二千六百户”的待遇 [13] 。
隆兴元年(1163年)，经岳飞家属要求，赵昚给还了岳飞原有的田宅。
淳熙五年(1178年)，应岳飞之子岳霖的要求，赵昚发还了高宗写给岳飞的全部“御笔”、“手诏”(秦桧为陷害岳飞，曾将其从岳家抄走)。
整理律令
乾道八年(1172年)正月初一，赵昚颁布《乾道敕令格式》。
淳熙三年(1176年)，赵昚颁诏，将现行的救令格式，仿照《吏部七司条法总类》(即《吏部条法》)，随事分门，修纂成《淳熙条法事类》，作为大理寺和刑部处理案件的法律依据。
裁汰冗滥
淳熙十三年(1186年)，临安府罢逐青吏三百多人，两年后又裁汰百司冗官七百多人，减省了不必要的支出。赵昚在另一方面严格限制恩荫数目，缩减各级官员荫补的数量。
军制改革
在军事上，赵昚整军兴武。他在五年间，举行了三次大规模的阅兵，还积极选拔将领，自己也学习骑射。南宋的军队战力有很大的提高。
南宋的政局需要不断的扩充军事力量，在内地和边防增招兵员，但是鉴于当时养兵费用浩繁，赵昚大胆改革军事制度，在全国范围内推行义兵制。“籍民家三丁取一，以为义兵，授之弓弩，教以战阵，农隙之时，聚而教之。”义兵制的实质在于寓兵于农。义兵既不脱离生产，又不荒废教阅，既壮大了军事力量，又减轻了国家的财政负担。当时四川地区共有义兵五万三千人，与等额官军相比，每年节省财政开支六、七百万。采取义兵制也是迫于当时国家的需要，一方面军事力量不足难以抵御外侵，一方面国内经济尚需发展，民不富裕，财政压力大，因而只能采取此种能稍稍两全之策。 [8]
像选拔文官一样，赵昚非常重视军事人才的选拔，要求各地荐举将领不受等级和数量的限制。经武举考试合格者，还必须到军中熟悉军政七年。枢密院设置诸军大小将领的花名册，以备随时抽验考核。
隆兴北伐
隆兴元年(1163年)四月，赵昚授意枢密使张浚筹划北伐。五月，张浚派濠州(今安徽凤翔)李显忠渡江出击。先后收复了灵璧，虹县等地，继而又攻陷了宿州(今安徽宿县)。后赵昚任命李显忠为淮南京东河北招讨使、邵宏渊副之。金军左副元帅纥石烈志宁亲自率兵来攻，先被李显忠击退，后又调兵前来。但此时的邵宏渊按兵不动，还企图动摇军心，有些参战的将领还带兵临阵脱逃。李显忠孤军奋战，终是难支只好趁着夜色撤离宿州。金军乘势掩杀，宋军大败，死伤不可计数。
北伐失败后，隆兴二年(1164年)，金世宗为了达到“以战促和”的目的，发兵南下，先后攻占楚州、濠州，滁州等地，并准备渡江南下。在这种情况下，赵昚同意议和，这年十月双方签订协议。这就是历史上的“隆兴议和”。
北伐失败后，赵昚想要再次北伐。乾道五年(1169年)八月，赵昚召在“采石之战”中大败金军的虞允文入朝，升其为右丞相兼枢密使，掌握军政大权。虞允文一方面在财力、物力、兵力上积极为北伐作好准备，另一方面，他建议赵昚遣“泛使”赴金，要求修改隆兴和约中部分侮辱性的条款，一是要求金朝归还河南的宋朝帝王陵寝之地，二是改变宋帝站立接受金朝国书的礼仪。对于赵昚来说，祖宗陵寝长期沦于敌手，每次金使南来，自己必须下榻起立接受国书，他内心早已视为奇耻大辱。因此，他立即同意虞允文的建议，于乾道六年(1170年)闰五月派范成大使金，提出归还河南陵寝之地和更改接受国书礼仪的要求。金世宗断然拒绝宋方的要求，金朝群臣也都对南宋擅自破坏和议愤愤不平，尽管范成大与金人据理力争、毫无惧色，最后还是无功而返。
发展经济
发展经济，首先在于减轻人民负担。赵昚在位期间，不仅屡次下诏减轻人民负担，而且注意实效。例如，南宋初年以来，经常提前征收本税季的田赋，称为“预催”。夏税虽然规定是八月半纳毕，而主管税收的户部却规定，七月底以前就要送到首都临安。到赵昚在位时，已提前到五月，甚至四月送到户部，各地必须三、四月就要征收，而此时的农作物根本没有成熟，虽然多次下诏禁止，但户部并不执行。因为，每年四、五月间指靠预催到的61万贯折帛钱供开支使用，若不预催，“恐至期缺误”。淳熙四年(1177年)，赵昚得知后就说：“既是违法病民，朝廷须别作措置，安可置而不问。”于是参知政事龚茂良提出，将户部原先每年八月向南库借的60万贯钱，提前到四月上旬借用，“户部自无缺用，可以禁止预催之弊”。宋孝宗随即下诏，此后必须按照规定时间收田赋，违者劾奏。拖延多年的预催问题，在赵昚亲自干涉下终于得到解决。至少在赵昚时期，“民力(因而)少宽”
兴修水利
赵昚经常督促地方官兴修水利，“勉农桑，尽地利”，指出“水利不修，失所以为旱备” ，而且注重水利的实效。如在淳熙二年(1175年)时指出：“昨委诸路兴修水利，以备旱干，今岁灾伤，乃不见有灌溉之利，若非当来修筑灭裂，即是元申失实”，并对江东路失职官员给予降官以示惩罚。
赵昚在位时期“水利之兴，在在而有，其以功绩闻者既加之赏矣，否则罚亦必行，是以年谷屡登，田野加辟，虽有水旱，民无菜色” ，虽不无夸张，但大体反映了当时的情况。
发行纸币
世界上最早由国家发行纸币(会子)，在绍兴三十年(1160年)。此前的纸币(交子)是四川地方发行用于四川地区。会子是用楮木皮造的纸印制的，也称楮币，或只称楮。宋孝宗即位之初的隆兴元年(1163年)，即下诏将会子加盖“隆兴尚书户部官印会子之印”，以表明是由朝廷户部发行的纸币，增加其权威性，以促进其流通。赵昚对会子十分关心。
《宋史》对赵昚纸币政策的评价为：“楮(会子)未至于滞(指民众不信任而难于流通)也，而已虑其滞，隆兴元年广行堆垛本钱(即纸币发行的准备基金)以给之;楮未至于轻(指贬值)也，而已虑其轻，淳熙二年多出金银以收之;楮未至多(指发行量过多)也，而已虑其多，淳熙三年更不增见(现)在之数。故赵雄谓圣虑深远，不复增印，民间艰得，自然贵重而楮币通矣。” [19] 由于政策恰当，保持了纸币币值的稳定与流通，不仅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也是赵昚在位时社会经济繁荣兴盛的反映。
轻徭薄赋
在轻徭薄赋方面，赵昚于取消无额上供钱时说：“既无名额，则是白取于民也。”又如遇到灾荒，宋代例将当年税赋移到丰收年，分为二或三年补纳，赵昚也说既是灾荒，不应再收税赋，下诏不准到丰年再补收。
福建路兴化军(今福建莆田)自建炎三年起每年以“犹剩米”为名，额外征收2.4万多石供应福州，赵昚于乾道元年(1165年)减去一半，至乾道八年又将剩余部分全部减免。
又如徽州(今安徽歙县)自唐末五代初陶雅任郡守(893年—913年左右)时，增收的额外“科杂钱”1.2万多缗，一直沿征了260多年，直到乾道九年(1173年)才免除。
文化
赵昚一改北宋后期与南宋初期，树一派打一派的学术政策，他对主流学派王安石新学及新兴起来的程朱理学，采取兼容并蓄、共同发展的政策。赵昚虽也对新学有一些微辞，但对理学派攻击新学推崇理学却并不支持，如乾道四年(1168年)，太学录魏掞之攻击“王安石父子，以邪说惑主听，游人心，驯致祸乱”，“请废王安石父子从祀，追爵程颐，列于祀典”，不仅不予理会，还将他出为台州州学教授。
而沉寂了三十多年的苏氏蜀学，在赵昚即位后重新兴起。赵昚亲自为苏轼文集作序赞扬，并追谥苏轼“文忠”、苏辙“文定”，再赠苏轼为太师。这些举措对苏氏蜀学的发展起到推动作用。
正是赵昚倡导的百家争鸣、共同发展的学术环境，才使得朱熹也不得不说：“若诸子之学，同出于圣人，各有所长，而不能无所短”。在随后举出的诸子中，不仅有理学代表人物，也有新学、蜀学。由于有这样的社会环境，才造就了一大批卓有成就的文人学者，正如南宋末年学者黄震所称许的，赵昚在位乾(道)、淳(熙)时，“正国家一昌明之会，诸儒彬彬辈出”。其时，不仅有著名的思想家朱熹、陆九渊、陈亮、叶适;还有著名的文学家，如陆游、范成大、杨万里、尤袤，著名词人辛弃疾等，他们都活跃在赵昚在位时期。
简介
赵昚(shèn，1127年11月27日―1194年6月28日)，初名伯琮，后改名瑗，赐名玮，字元永，宋太祖赵匡胤七世孙、宋高宗赵构养子。南宋第二位皇帝、宋朝第十一位皇帝(1162年7月20日—1189年2月18日在位)。
绍兴二年(1132年)，被高宗选中育于宫中，绍兴三十年(1160年)，被立为皇子，受封开府仪同三司、宁国军节度使，封建王。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五月，被立为皇太子，改名赵昚。
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宋高宗让位于赵昚，使宋朝的皇位再次回到宋太祖一系。淳熙十六年(1189年)，赵昚禅位于三子赵惇，自称寿皇圣帝。绍熙五年(1194年)，赵昚崩逝，在位二十七年，年六十八。谥号哲文神武成孝皇帝，庙号孝宗，葬于永阜陵。庆元三年(1197年)，加谥绍统同道冠德昭功哲文神武明圣成孝皇帝。《全宋词》录有其词一首。
后世普遍认为赵昚是南宋最有作为的皇帝。他在位期间，平反岳飞冤案，起用主战派人士，锐意收复中原;内政上，加强集权，积极整顿吏治，裁汰冗官，惩治贪污，重视农业生产，百姓生活安康，史称“乾淳之治”。后世称其“卓然为南渡诸帝之称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