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绶，幼名包綖，生于北宋仁宗嘉祐二年(公元1057年)，卒于徽宗崇宁四年(公元1105年)，享年四十八岁，北宋名臣包拯次子，生母是包公身旁侍妾媵孙氏，但未出世，生母孙氏便被包公打发回娘家，多亏大嫂崔氏知悉孙氏怀有身孕，便背着包公夫妇，私底下不断派人送钱财衣物等到孙家，孙氏生下一名男孩，崔氏又偷偷将男孩抱养在自己房里，名为长嫂，实为养母，翌年，在包公六十岁大寿之际崔氏将还在襁褓之中的孩子送到包公面前，包公夫妇大喜，遂将此子取名包綖。
简介
包公逝世时，包绶年仅5岁。宋仁宗到包公府上祭奠包公时，悯之，遗表授公将仕郎、守太常寺太祝。服除，加承奉郎，覃恩转大理评事。未几，太夫人董氏逝世，又为之守孝。服除，又加承事郎，初调官任濠州团练判官，公事郡守严毅，僚属畏惮。公下车奉公守法，倬有盛誉，守爱重之，遂不以势位自居，凡议事必咨公而后决。事有不可行，公则毅然面折，不苟从。其有补于郡事，不可一二数。秩满解官，人称廉洁，思惠爱，异口一辞。再以覃恩转宣义郎，赐绯鱼，授少府监丞。公夙夜尽心，裁判有序，若素宦于朝者。当涂巨公，剡书称荐，不求自至。咸曰："名臣之后，得是举，宜矣!"迁国子监丞，公一提按，典籍遍举。复视公厨，饮食苟且，积弊为甚。一日，发其事而正之，诸吏肃然，弊亦顿革。磨勘转宣德郎，移将作监丞，营缮事，伙而领之，以勤济应期办事，为当时称。旋除通判瀛州，以家贫累重，丐免其行。复以通直郎授少府监丞，视事不异前日。年余，丁所生母孙氏太室忧，公归乡居丧，杜门诲子弟，家虽贫而无一毫有干于乡里，至有未尝识公之面目者。
生平
包公于嘉祐七年过世，宋仁宗亲自前往灵堂吊唁，当仁宗看到灵前的包綖只是个五岁的小娃娃，衣着打扮极其一般，环顾包家摆设也与包公的身分相去甚远，禁不住一阵鼻酸，为了照顾包公后代，赐与包家许多财物，还钦封包绶为太长寺太祝，并记录在案，在开封的丧礼完毕之后，包绶跟着家人，护送著包公的灵柩从开封回到合肥，这以后包綖渐渐的长大，崔氏在官府的协助下请来启蒙老师，教包綖读书识字，并给包綖取了学名包绶。包绶八岁时，正逢朝廷三年一次的祭祀圣典，百官照例晋升一级，包绶也由‘太长寺太祝’升为‘大理评事’，包绶小小年纪，便已取得当年包公考中进士之后才得到的等同职位，不久又转为“承事郎”，就是说包绶还是童稚之年，就具有了八品官的身分，但这是违背包公生前的遗愿的，包公生前一直反对不分才智高低或者贡献大小，论资排辈的加官进爵，以及为照顾重臣子弟的太多太滥的规定，但这些建言一直未被朝廷采纳，使得包绶成了‘荫补’制度之下的受益者，不过包绶十分有志气，没在温室里退化，更加自强奋进，他虚心好学、知书达礼，遇事不随声附和、人云亦云，又严以律己、爱恨分明，一举一动，酷似包拯。九岁时，包公夫人董氏病逝，崔氏为其张罗后事，并把董氏葬在包公墓侧，此后包家便由崔氏为主，包绶成年后，崔氏一手作主为包绶娶了庐州知州张田的女儿张氏为妻。之后，张氏不幸早逝，崔氏再次主婚，给包绶娶了宰相文彦博之女文氏，成婚之后，崔氏便派人到开封一带寻找包绶生母孙氏，最后将孙氏接回合肥，让包绶母子团聚。崔氏于宋哲宗绍圣元年(1094年)病殁，享年六十二岁，生前包绶对她有如亲生母亲一般孝顺，去世之时，包绶正在开封最高学府里担任国子监丞，闻讯之后，悲痛欲绝，连夜奔丧回到合肥，为其披麻戴孝，犹如对待生母一样。
宰相文彦博念及‘包拯之后，唯绶一身。’，便向继位的宋哲宗呈了《举包绶》的奏章，宋哲宗赐包绶做濠州〈今安徽省凤阳县〉团练判官，这是包绶第一次做官，处世严峻，办事认真，奉公守法，不贪图财利富贵，濠州知州见包绶身为名门之后，却不以势自居，遇事便常与包绶讨论，包绶也对知州直言不讳，二人相处甚欢，三年任满，离开濠州时，包绶博得一个‘廉洁勤政’的好名声。
之后包绶调至开封，升为七品宣义郎，分配做少府监丞，负责管理天子使用的龙袍、车驾、宝册、符印、旌旗等物，工作虽千头万绪，但包绶却处理的井然有序，赢得公卿们的赞许，纷纷上奏推举他，尤其是包公的同僚好友、自己的丈人宰相文彦博，奏章写的最为恳切，说：‘故枢密副使包拯身被忠孝，秉节清劲，直道立朝，中外严惮，先帝以其德望之重，擢为辅臣，未尽其才，不久薨谢。’并指出‘包拯之后，唯绶一身，孤立不倚，能世其家，恬静自首，不苟求进’，由于受到满朝公卿的倾力举荐，这以后，包绶先是被任国子监丞，继而进为宣德郎，再升为六品通直郎不久，又被任命为汝州(今河南临汝县)通判，经过包绶的努力，很快，汝州便呈献一片平和清晏的景象。当包绶被晋升为六品朝奉郎，调离汝州时，汝州百姓扶老携幼，为他送行。
宋徽宗崇宁四年(1105年)十月，包绶调任谭州(今湖南长沙市)通判，赴任时途经合肥，他安排好家事，便乘船延南淝河进巢湖，后入长江，溯江而上，但包绶正值年富力强、前程似锦之时，这条上任之路，竟是一条不归路，在途中，他身染重症，船只开到黄州〈今湖北省黄冈县〉附近，便撒手归西了，得年四十七岁。
后来人们打开包绶的行李，发现除了任命状、书籍、文具、著述之外，找不到任何一件值钱的东西，五岁被宋仁宗赐为“太常寺太祝”，又掌管大内珍宝，以仕至六品的达官贵人，与世长辞时衣袋里只找出四十六枚铜钱，于是人们猜测：他的死，是连病带饿而死的。
包绶与张氏共有四个儿子，包康年、包耆年、包彭年、包景年，另有两名女儿，但早早就夭折了，包康年和包彭年兄弟也在父亲包绶过世不久便相继死去。
包绶的墓志铭记载，包绶一家共有十人，其中七人在幼年和青年过世的，唯有包绶年龄最长，但也才四十七岁，包绶儿女众多，奉禄低微，却又为官廉洁，想必日子过的不宽裕吧....
包绶过世时，儿女均未成人，一家老小只有依靠官府和姑丈文效接济度日，甚至无法将包绶的遗骸从黄州运回合肥，直到16年后，包耆年、包景年都已成家立业，经济稍有少转，才把父亲包绶的棺骨从湖北运回，葬入合肥大兴集的包氏大茔之中。包绶和文氏的合葬墓紧邻在包公墓的左下侧，棺木直接埋入土里，与平民葬式没有两样，随葬品大都是随身携带的日用品，如果没有墓志铭，谁知在此长眠的是包公的次子?
包绶墓出土的几件文物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那方带有碎锭残墨的石砚，石砚长17厘米、宽10.8厘米、高2厘米，长方形的砚台水池却是椭圆形的，造型十分精美，底部还斜刻着瓦形图案，于高雅之中显出几分古朴，因为这方砚台，证实了当年包公去端州任知府，卸任时的‘不持一砚归’却有其事。